骊歌

上报国家，下辅黎庶，岂不绚烂一生。”

    2003年初，我应北京日报之约采访高先生，那时他刚向中华慈善总会捐了20万，分赠给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这20万是高先生多年的积蓄，算是倾囊而出了，而他和夫人却依然挤在几十平米的“陋室”其乐融融，学校盖了院士楼他也“懒”的搬。捐了钱，老先生心情畅快，赋得七绝一首：“攀越青山戏海河，世间乐趣何其多。琴棋书画皆称道，为善最乐且自得。”诗词是高先生新开辟的创作园地，历遍沧桑之后，施之笔墨，借以咏志、遣怀、贻情，却与我的小小兴趣不谋而合。

    这次访问令我与高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更频繁光顾，聆听先生的教诲，一老一少诗词应和，谈论推敲，而又延之以人生大义，国计民生。先生对祖国的爱如此深挚，他活得单纯而朴素，这朴素让人动容。

    先生曾说，我也是他的弟子，这分明是抬举了我，先生是海洋，我却还是沙滩上拾贝壳的孩子。每次去了先生家，在窄窄的书房里，摆满了飞机模型，橱子里是成摞的证书奖牌，我和先生相对而坐，先生必要亲自沏了两盏清茗，在淡淡暖意中，我竟毫无拘束，只有说不尽的轻松畅快。每次谈及他的事业，他的学生，他的善举，先生都情不自禁，满目柔光，孩子般地乐起来。

    先生的爱，无私而博大。以前他的一个研究生很贫困，营养跟不上，先生就给他买奶粉。现在，没有人缺那一袋奶粉了，先生的爱却永不枯竭，他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捐了出去，他说，自己花不了什么钱，有钱也花不出去。

    先生毕竟老了，现在，他努力想问题的时候就会头疼，拿起笔来手都在颤抖。我心疼先生，却无从使力，只能从心里祝愿，先生平安多福！

    　

    校庆

    五十周年校庆，是北航历史上最隆重的事件，也是我大学时代最“辉煌”的一段岁月。

    校庆的确切时间是2002年10月26日，而早在2002年的2月，学校就成了校庆办公室，我以半脱产学生的身份成为校庆办的一员，那一年，我大二。

    我的任务是编辑校庆简报，后来又负责组建校庆记者团。其实究竟做过什么我都已经淡忘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面孔，一些话语。记得去采访高歌，临走的时候，他在我面前背诵了普希金的纪念碑：“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青草不会生长，他昂起那颗永不屈服的头颅，高过亚历山大石柱之上在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过自由，为那些倒下的人祈求过同情。不要畏惧人们的欺凌，也不必企求挂冠，冷漠地对待赞美和辱骂，也不必和愚妄的人争辩。”那一刻，我看着他淡薄的身体有一点心疼，北航的新生都在入学的时候听过他的演讲，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北航学生的精神领袖，而那一刻，他显得悲壮，如站在青海的戈壁上，迎面有呼啸的风。

    2002年，除了上课，我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呆在校庆办，我和很多老校友谈起过北航，谈起过对母校的爱，现在想来，我竟能感同身受了。记得当时有一个办公楼的清洁工来捐款，好像捐了五十吧，我就觉得，有这样的“校友”北航很有福气。后来，临近校庆了，一切都紧紧张张的，办公室隔几天就会去超市采购一次，大包小包的买些方便面、香肠、蛋糕之类的东东，备着晚上加班垫肚子。再后来，就干脆通宵了。

    校庆记者团的小记者四处撒网，校庆前后的几天，简报要天天出，白天小记者采新闻写稿子，晚上小编辑通宵排版，有一次，连印刷厂都陪着熬夜了。简报也快出成杂志了，动辄十几页，搁在手里就觉着贼有分量。可那时候，真不觉着累，就是有点困。

    26号校庆，27号凌晨，我就被救护车拉到北医三院了，急性尿路结石。我觉得那真是个奇迹，生病点都选得好，按照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的先进描述，那叫“积劳成疾”呵呵！

    大学还有什么？真的太多了。

    军训啊，非典啊，社会实践啊，武术课啊，班级汇演啊

    可大学，一恍神，就没了。

    我将要离开这个校园，收拾起五年青春的爱憎，去面对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如果说真的要对北航说什么，我只想说：我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