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桃夭李也秾

    1

    夫宇宙名物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有切己着，虽铢锱不宜；有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公主梅城县政，不思以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而欲汲汲于奇技淫巧、声光雷电，致使道有饿殍，家无隔夜之炊。民怨鼎沸，人心日坏。造大坝，凿运河，息商贾，兴公社，梅城历来富庶之地，终至于焦瘁殆尽。为公思之，每恻然无眠。须知梅城小县，非武林桃园，不能以一人之偏私，弃十数万生灵于不顾。退社之风，盖有源于此。人事天道，自有分界。人事所不能，待以天道而已。夫人定胜天者，闻所未闻，非愚则妄，不待详辨。至若共产主义于1962年实现，则更是荒诞不经，痴人说梦。岂不闻六朝人语：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乎？公虽非荷，去之亦不远矣。公仰赖力大者护佑庇荫，遂一意孤行，胡作妄为，然而公独不闻宋人“荷尽已无擎雨盖”之言乎？

    这是大年除夕的傍晚，天色阴晦，大雪飘飞。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早晨泡的一杯茶，现已结了一层薄冰。谭功达坐在书房的桌前，将这封匿名信一连读了三遍。这封信一看就知道是个乡村学究所写，信中的话文绉绉的，却是骂人不带脏字。那首六朝人的小诗，明明是骂他秉赋黯弱，不堪重任，也含有劝退之意。而最后那句“荷尽已无擎雨盖”简直就有点刻毒了。从邮戳上来看，这封信竟然是从普济寄出的。此人身处乡野，竟然对县里的大小事务了如指掌，不仅知道自己背后有所谓“力大者护佑”而且居然知道他给省里和中央打过的一个1962年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报告，可见此人来历非同一般。

    信中所说的“力大者”大概指的就是鹤壁的聂凤至了。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前，谭功达给他打电话拜年。聂凤至的声音听上去异常苍老、虚弱。他告诫谭功达，上面近来风声很紧，山雨欲来风满楼。地委各机关也很不太平，凡事都得处处谨慎。开挖大运河一事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已经老了，地委的事情怎么都无所谓，可梅城是咱们的根据地，不能有任何闪失。不然的话，我可就连个养老的地方都没有了。”

    聂凤至又说：“潘书记病故之后，省里几位领导都主张派一个新书记来梅城，我担心新书记来了以后你会碍手碍脚，便提出书记一职由你兼任。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你做了书记，县长一职迟早得让出来。你的那个通讯员不是已经做了副县长了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嗯，靠不靠得住？”

    最后，聂凤至笑着问他：“你跟文工团的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我看你还得往炉子里加点柴。就像国际歌里唱的，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白小娴回家过年去了，雪倒是越下越大。谭功达觉得胃部隐隐作痛，便走到厨房里找吃的。锅灶都是冷的，揭开锅盖，早晨煮的稀饭都已经结了一层冰碴子。厨房的地上搁着两颗大白菜、一把小葱、一块用旧报纸卷着的腊肉、一根冬笋，这些东西是普济的高麻子托人给他送来的年货。平时，谭功达一日三餐大多在县机关的食堂里吃，即便到了周末，他也难得在家生火做饭。可如今过年了，食堂和街面上的饭铺都关了门，谭功达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地上的这堆东西，不知如何下手。

    天色渐渐地暗了，透过木格子的窗户，他看见家家户户屋顶上都升起了炊烟。屋外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正在堆雪人，他们大声地笑着，叫着，在雪地里追逐奔跑，踢得雪片纷飞。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正仰着脸在竹林边看着她的爷爷往门上贴春联；在更远一点的河道上，一个头戴皮帽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一只大猪头，嘴里呵着气雾，正急急地往家赶。他的妻子头上裹着方巾，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在身后紧紧地追赶着他。男人也许走得太快了，每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他们。很快，这几个人就走出了他的视线，惟有北风在旷野里扬起阵阵雪霰，在光秃秃的树林上空，簌簌如雨。

    谭功达吸了吸清鼻涕，回过头来看了看冰冷的厨房，不由得想起匿名信中“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这句话来，细细一琢磨，倒也不无道理。现在，他只剩下去钱大钧家蹭饭一条路了。按照梅城一带的风俗，除夕之夜不便去人家吃饭，但听着肚子里咕咕乱叫，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他走到卧室的写字台前，打通了钱大钧家的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中午的时候白副县长就来电话把大钧叫走了，说是要开一个紧急会议。

    “开什么会？”

    “县长，您都不知道吗？”田小凤笑道“干脆，您到我们家来包饺子吧，是羊肉馅的饺子，反正你也不会生火做饭。”

    谭功达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这大过年的，白庭禹和大钧他们却去开什么紧急会议！即便是开会，他作为一县之长，怎么一点也没听说呢？他又往白庭禹家打了个电话，那头没人接。最后，谭功达将电话打到了杨福妹家。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太太，嘴里含着一口浓痰，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她去哪里？我哪个晓得啰，不是说开会吗？一年到头的，哪天不能开会，偏偏挤到这么个时候，家里一大堆亲戚都等着她一个人。喂，你是哪位？”

    真是怪事，都去开会了，难道说梅城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他听见电话那头，老太太还在“喂喂喂”地乱叫，这才想起电话还没挂。

    既然大钧不在家中，谭功达只得打消了去他家吃饭的念头，一个人回到厨房里，将早上没吃完的稀饭热了热，立在灶头，呼噜呼噜地喝了下去。随后，他去院中关上门，来到书房的写字台前，泡上一杯浓茶，拿过那本沼气设计常识，读了起来。可没读几页，就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大年三十竟然还会停电，谭功达的心里不由地再次暴怒起来。

    两年前，谭功达给省里和地委一连打了六份报告，省电力三厅才同意在通往省城的高压输电网上接出一条支线供梅城照明使用。可一旦电力供应紧张，梅城总是第一个被牺牲掉。普济的水库大坝虽然已经合拢，但发电机组一时还没有下文。本来南洋的两个侨眷愿意出钱购买发电机，还到普济实地看过两次，可报告打到省里，迟迟没有批复。一位省领导在电话中还勃然大怒：“这两个华商的政治背景你到底弄清楚没有？他们和台湾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的大坝修在长江的支流上，一旦出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令人烦心的事还远远不止这一件。别的县连高级社都普及了，可在梅城，初级社的覆盖率也只有百分之六十，排在全省倒数第二。即便如此，竟然还有人暗中闹退社，将县委派下去的工作组扣留在猪圈里那些退了社的社员担心县里让他们重新入社，便故意毁坏农具，将耕牛毛驴都杀来吃了，将犁头敲下来换糖，一夜之间，山林里长了百十年的大树通通被砍光。地、县公安机关派人下去抓了一批人，还枪毙了为首的五六个，事情还没平息，却有人偷偷地搞起单干的把戏来，把村里的山林和水塘都分给了个人。

    粮食征收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农民自留的口粮不够吃，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竟然将孩子悄悄地送入县政府大院。县里只得办了一个托儿所，雇了十二名保姆。可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那些从安徽、河南来的讨饭大军也将奄奄一息的孩子往县委大院一送了之。那些睡在襁褓中的婴儿又不能开口说话，要弄清楚他们的来历和身份，根本不可能。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就学、户口都是问题。谭功达多次打电话向聂凤至诉苦，老虎却总是很不耐烦地对他说：“别的县都搞得挺好的，怎么就你们县出了这么多的乱子？你要多动动脑子。”

    一年前他提出修造一条连接各乡村的运河。可土方包到各乡村，村民们只是在秋后的农闲季节面子上敷衍一下，就收工回家了。地上一旦结了冰，他们就说下不去锹，宁肯聚在家里打扑克。县里派下去督察组，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心情烦闷的时候，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想着这一大堆焦头烂额的事，免不了要向秘书姚佩佩唠叨几句，可姚佩佩一听他诉苦，就笑着朝他只摆手：“县长，您别，您还是饶了我吧。您一说这个，我就脑仁疼。”然后就抱着脑袋向谭功达只翻白眼。她还说，当初就不该答应到县里来工作，还不如当初在西津渡卖绒线自在呢。这个姚佩佩，脾气阴晴不定，总是让人摸不透，高兴的时候见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可不高兴起来，她就一连几天不理人，要么干脆就赖在家里装病。

    有的时候，谭功达也试着将县里的事跟白小娴说说，小娴倒是有耐心听，可根本没往脑子里去，听完了就说：“你一个人管这么大一个县，那该有多好玩啊！”或者说：“老谭，要不我们换一换，我来替你当县长，你去我们文工团跳舞得了。”可见，她也没把谭功达的话当一回事。

    他坐在黑暗中，脑子里想着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两条腿都冻麻了，正想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电话铃就响了。

    话筒的那一端传来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

    “猜猜看，我是谁？”

    谭功达有点听出他是谁来了，心里又不敢确定。愣了半天，只得冷冷道：“对不起，我猜不到。”

    “我是赵焕章。”对方哈哈大笑。

    谭功达诧异道：“怎么，怎么是你？”

    赵焕章反问道：“难道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赵焕章把电话打到他家，这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个人平常不苟言笑，今天却在电话里嘻嘻哈哈的，多少有点反常。没准是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两个人互致新春问候，又寒暄了一会儿，赵焕章道：

    “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跟你告个别。”

    “怎么，这大过年的，你还要出差去吗？”

    “不是出差，是出门。”

    谭功达听出他话中有话，正想问个究竟，赵焕章忽然问他：

    “老弟，你喜欢养花吗？”

    谭功达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就赶紧说：“喜欢啊，怎么呢？”

    “你是喜欢兰花呢，还是水仙？”

    两种花谭功达都没见过，可既然对方问起，他出于礼貌，想了想，硬起头皮说：“水仙大概好一点吧。”

    “那好吧，再见。”

    对方没等他答话，就把电话给挂了。谭功达放下电话，站在桌边，半天回不过神来。没来由地打电话拜年，又没来由地挂断了电话，这赵焕章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赵焕章是商务印书馆编字典的出身，肚子里颇有些墨水。平常邋里邋遢，连澡都懒得洗，可就是喜欢养个花花草草什么的，很有些小资情调。据同样喜欢养花的杨福妹说，他家的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花，台阶上，院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有一年她看中了一盆“美人”实际上就是狗蝇梅，问赵焕章讨，赵焕章倒是给她了。可每过一段时间，他都要登门，去看看他的“美人”怎么样了，弄得杨福妹的老娘烦不胜烦。最后，小杨找了个借口推说这花自己养不活，让赵焕章又给抱回去了。有一句话赵焕章时常挂在嘴边，叫做“万事向衰无药起，一身躺倒任花埋”话虽说得颓唐了些，可县机关的人都知道他惜花如命。

    谭功达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到屋外人声嘈杂，乱哄哄一片，他走到窗前，静静一听，原来是“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们正在唱歌。在时断时续的歌声中，他听见一个女高音用铅皮喇叭向居民们喊话。那声音在寂静的晚上远远地传来，颇有几分凄厉。

    雪还在纷纷扬扬的下着。

    电还没有来。看来，梅城镇的居民们要在黑暗中度过这个除夕之夜了。

    2

    正月初八上班的第一天，姚佩佩又迟到了。她推着自行车走进县委大院，看见司机小王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低着头正在雪地上找着什么东西。

    “小王，你在找什么呢？”姚佩佩笑着跟他打招呼。小王抬头看了姚佩佩一眼，自语道：“咦，我的车钥匙怎么忽然无中生有了？”

    佩佩被他逗得“扑”的一声就笑了起来。

    “怎么？我的这个成语又用得不对吗？”小王傻傻地看着他。

    “不对不对。”姚佩佩笑道：“其实，说话不一定要用成语。你就说，我的车钥匙不见了就行了，多省事！”

    “假如我一定要用成语，应该怎么说？”

    “你就说——”姚佩佩想了想，道：“你可以说‘不翼而飞’。”

    “那丢了什么东西才可以说‘无中生有’？”

    “什么东西丢了也不能说无中生有！这个词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小王“噢噢”了两声，又满地找他的钥匙去了。

    姚佩佩抬腕看了看表，已经八点半了。那辆吉普车旁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她知道省里又来人了，说不定又在四楼大会议厅开会呢。她没有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咚咚咚咚跑上楼梯，直接向四楼的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的门关着，里面隐隐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好像是白庭禹。他说话的嗓门很高，似乎在和什么人吵架。姚佩佩正要敲门，那扇大门忽然自己就开了，杨福妹手里拎着一只热水瓶，正好出来。

    “你有什么事？”杨福妹道。她的语调和以前一样，冷冰冰的。

    “我来开会呀。”姚佩佩道。说完，就要从门缝中挤进去。

    杨福妹一把就把她给拽住了：“领导在开会，没你什么事。”

    随后，她拉上门，丢下姚佩佩，一个人下楼打开水去了。姚佩佩闹了个大红脸，心里道：原来并不是每次上面有领导来，她都有资格去开会的，便满脸羞惭地下楼去了，一路上不住地在心里面骂自己“蠢货”

    一进办公室的大门，姚佩佩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再一看，原来自己的办公桌玻璃上搁着一盆墨兰。她还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墨兰，惊喜地差一点叫出声来了。还是在上海静安寺的时候，家里的佣人吴妈因老家就在天目山脚下，每次回家，总要带回几盆墨兰，在花园里养着。一到了开花的时节，父亲就会从花园中挑出一盆，放到三楼的大书房里，作为消闲的清供。想不到在梅城这个地方，竟然也有这种花，而且养得这么好！

    姚佩佩坐在写字台前，慢慢地转动着花盆，在阳光下细细观看。这盆墨兰花叶宽阔，秀丽挺拔，颜色黛中带绿，泛着一层油油的光亮。三四茎深紫色的花骨朵从花叶中挤出来，结满了花苞，有两朵已经开了。花朵的四周有一圈嫩黄色的镶边，凑上鼻子一闻，花香馥郁，令人沉醉。惟一美中不足的，是花盆过于普通，虽然颜色倒也配，只是有些残破，而且上面用小刀刻出来的“兰在幽谷亦自香”几个字，也稍微大了一些。

    不过，更令她感到不解的，是花盆的底托满满地汪了一层水，都漫到玻璃板上来了。她知道兰花喜燥厌湿，这个人既然养得出这么好的墨兰，怎么还会给它浇这么多的水？心里觉得十分奇怪。

    凭着她对花草的敏感，墨兰的香气中似乎还有一缕淡淡的香味混杂其中，循着这缕幽香，姚佩佩很快在谭功达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大盆水仙。那养水仙的盆子通体洁白，显得极为考究，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一般的瓷胚。其中几枚圆圆的压花石，温润的石纹隐隐可见，宛若山水画的图案。水仙花的花茎高而壮，齐齐地开出一片铭黄。盆壁上也有几个小字：嫣然幽谷。

    姚佩佩心里道，这个养花人似乎很喜欢“幽谷”这两个字。不过，同样不幸的是，花盆里浇了太多的水，花梗上还散落着喝剩的茶叶，让用来包根的棉花都浮了起来。姚佩佩看了看谭功达的茶杯，杯沿上还残留着几片茶叶末子。她找来一块干抹布，将盆里的水洇干，一边暗自窃笑，心里暗暗骂道：这个傻瓜，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少不了要给这两盆花猛灌一次水。

    果然，到了中午，谭功达开完会从楼上下来，看见姚佩佩趴在桌上欣赏那丛兰花，就冲着她得意的喊道：“怎么样，好看吧？我给你的花也浇了水。”

    “我就知道是您浇的水，”姚佩佩道“把花都快淹死了。”

    “怎么，不能浇水吗？”谭功达认真的看着她，问道。

    姚佩佩笑道：“怎么不能浇？只是一次不能浇这么多。”

    谭功达“噢”了一声，凑到姚佩佩的跟前，道：“你这一盆怎么只开了三、四朵，这花叫什么名字？”

    “墨兰。”姚佩佩道。随后就问起这花是谁送的，这么好的花怎么舍得送人。谭功达脸色凝重，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是赵副县长，赵焕章同志送的。”

    谭功达告诉她，刚才省里来的金秘书长传达了省委和地委的指示，赵焕章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他或许提前知道了这个决定，打算把家搬到老家的乡下去，在那儿的一个小学当语文老师。因要搬家，他院子里的花带不走，就分送给县机关的同事，留个纪念。

    “赵副县长犯错误了？”姚佩佩一脸迷惑地问。

    “不清楚。”谭功达道。

    姚佩佩因见谭功达一只手始终捂着腮帮子，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嘴里还不时嘶嘶地往牙缝中吸气，便问他嘴怎么了。

    “我的牙蛀了。”谭功达说“昨天痛了一个晚上，腮帮子肿得老高。对了，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药？”

    姚佩佩说，她那儿有牛黄解毒丸，不过放在家里了：“要不要我回去取？”她见谭功达迟疑不决的样子，又补充道：“我骑脚踏车，也挺快的，一会就回来了。”

    “算了吧，我还是去

    医院叫大夫看看吧。”说完，他顺手抓过公文包，夹在腋下，捂着嘴，哼哼唧唧地走了。

    姚佩佩坐在窗前，呆呆地看着那盆墨兰，心里惘然若失。她在县机关工作了这么些年，与赵焕章总共也没打过几个照面，可这个人在远赴他乡之前竟然还记得给自己留下一盆花来，她的心里暖融融的。

    她还记得，有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开会的人都走光了，他却涨红了脸，木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烟灰落了一身，掸也懒得掸。佩佩悄悄地走近他，生怕吓着他：“赵副县长，散会了”

    她又想起今年春节前赵焕章用小楷誊抄的那首浣溪沙词。它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除了自己，没有人朝它多看一眼。看着那淡紫色的花朵在风中微微翕动，若有所思，若有所语，姚佩佩鼻子一酸，眼中不觉落下泪来。

    中午的时候，钱大钧打来了一个电话，约她去鸿兴楼吃饭。佩佩道：“怎么忽然想得起来要请我吃饭？”钱大钧只是嘿嘿得笑。佩佩又问：“是单独请我一个，还是让我去陪别的什么人？”

    “你来了就知道了。”大钧道。

    姚佩佩骑上自行车，来到鸿兴楼饭店，由一条逼仄的木楼梯，上了二层。地上的毯子黝黑黝黑的，楼梯扶手也是滑腻腻的，手一碰，就有一种不洁之感。姚佩佩知道，在梅城地方，这已算是最好的饭店了。二楼的大堂里坐满了人，服务员领着她侧着身子一直走到里边朝北的一个大房间门口。她看见钱大钧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正朝她招手。

    从省里来的金秘书长坐在主位，他的右边依次坐着白庭禹、杨福妹、还有信访办的老徐。另外还有几个人，她一概不认识。姚佩佩见门边的一张椅子还空着，就惴惴不安地坐了下来。钱大钧见人都到齐了，就招呼服务员上菜。

    金秘书长看上去似乎五十来岁，身穿一件灰色中山装，口袋上方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大敞着领口，露出了脖子上粗大的喉结。由于距离很近，他嘴角的那颗大痦子分外触目，似乎还缀着一撮黑毛，样子看上去更显阴鸷、凶悍。原来是陪省领导吃饭。可钱大钧为何偏偏要叫上我呢？由于姚佩佩恰好坐在金玉秘书长的对面，她的眼睛不知该朝哪儿看，只得低下头，心里感到无聊，后悔却是来不及了。

    几道冷盆端上来之后，钱大钧就起身斟酒。杨福妹推说不会喝，向服务员要了一杯茶。姚佩佩也是要喝茶的，可看见杨福妹要了茶，忽然心生厌恶，连带着把怒气撒到茶上，紧抿着双唇，一声不吭。好在钱大钧善解人意，让服务员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白庭禹端起酒杯，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金玉忽然道：“谭功达县长怎么没有来？”

    钱大钧正要解释，姚佩佩突然抢在前头，贸然说道：“谭县长？他去

    医院看牙了。”

    话一出口，自己听上去都觉得不对劲，似乎是在急于替县长分辨什么。而且这一分辨，反而使得谭功达的缺席，有故意推托之嫌，不觉脸一红，深深地低下头，心里怦怦乱跳。她偷偷地拿眼睛朝四周瞅了瞅，见房内餐桌周围并无空位。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通知谭功达，钱大钧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也并未问起他。

    白庭禹到底说了些什么，姚佩佩一句都没听清楚。白庭禹说完了话，金玉起身接口道：“白县长太客气了。大年三十敝人临时决定来梅城过年，顺便做些调查研究，承蒙各位盛情款待，终日相陪左右，金某感激不尽。今日权借贵县宝地，略备薄酌，聊表心意，并谢叨扰之罪。”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原来是金玉的答谢酒筵。听他话中的意思，似乎春节前就已经来到了梅城，而眼下就要辞别回省城去了。金秘书长这么一说，白庭禹慌忙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啊，招待不周。”

    钱大钧也连声道：“客气客气，金秘书长太客气了。”

    杨福妹也夹在里面附和道：“对对，招待不周。金秘书长看得起我们，选择在梅城过年，是我们全县十几万人民的福气，平时我们请都还请不动呢。”

    倒是信访办的老徐，虽然职位卑贱，说起话来倒是从容坦然：“细说起来，金秘书长恐怕还要算是半个梅城人吧？”

    金玉道：“那倒是。我当年在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前，在梅城住过七八年呢。”

    “要不等会儿吃完了饭，我们几个陪着金秘书长去梅城老宅子里看看？”白庭禹建议道。

    金玉略一沉思，便说：“那就不必了吧。兰芝这一死，房子早归了公了我好像听说，那处房子，如今是谭县长住着不是？”

    钱大钧点头道：“52年分房子的时候，女主人刚刚去世，没人敢住。谭县长就自己搬了进去，他是个不信邪的人。”说完微微一笑。

    姚佩佩见他们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谈兴甚浓，没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心里暗自庆幸，一直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可细细一听他们的谈话，又觉得他们说的话里大有文章。

    原来金玉本来就住在梅城！他的旧宅怎么又成了谭功达的家呢？那个“兰芝”又是谁？会不会就是平日里同事们常常提及的冯寡妇？那金玉和这个风寡妇到底又是什么关系？正这样想着，忽听得白庭禹道：“兰芝的死，我们也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上面派来的工作组要纠她到街市口批斗，我们事先并不知情。镇子上的几个泼皮无赖趁乱一闹，事情就变得不可收拾了。等到我们的人赶去搭救，已经晚了一步。她当晚回家就悬梁自尽了，我们的确没想到，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金”

    “事情已经过去，也就算了。”金玉点上一支烟，缓缓道：“我和兰芝虽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名分上还是夫妻，但思想感情上早已分道扬镳，没有任何联系了。她是她，我是我。她的死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咎由自取，你们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我还有些东西，主要是一些信件，还遗留在她那里”

    钱大钧道：“要说老宅子里的物品，当时是老徐负责登记处理的，这事他最清楚。”

    老徐接话道：“首饰，银器，还有几件贵重的家具都作为无主物品归了公。书籍捐给了梅城图书馆。书信呢，我记得有四百多通，还有一些文稿什么的，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县档案室，我明天就派人去整理翻检。”

    “还整理什么！”钱大钧大声道“你不要让任何人插手。待会我和你一起把所有的信件打包封存，过两天我们派专人给金秘书长送去。”

    老徐脸一红，憨笑道：“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金秘书长未置可否，微微一笑。姚佩佩心里想，金秘书长心心念念记挂着那些书信，就是担心信件内容外泄，可老徐偏偏还是要回去“翻检”！他不把信胆抽出来看，又怎能知道哪些是金玉写的，真是迂腐得可以！与他相比，钱大钧的反应就要机敏得多了，难怪县里上上下下没有人不说他好的。正这样想着，忽然听见金玉在喊她的名字“姚佩菊同志”

    他望着她笑。

    开始姚佩佩还以为他是在叫别人。“佩菊”这个名字，是祖父给她取的。从出生到1949年解放，没有人感觉到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可等到家中遭了大难，舅舅、姨妈、姑妈来上海奔丧，众口一辞，一口咬定家中的诸多变故都是这个名字惹的祸。“佩者，戴也，什么人会把菊花佩戴在胸前？只有在死了人的时候。”舅舅说。而在姑妈的眼睛里，甚至连姚佩佩本人都有了祸水的嫌疑。刚来梅城投奔姑妈的那些年，姑妈成天说她满脸的阴晦之气，急了就骂她报丧鬼。后来，她虽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佩佩，户口簿可是改不过来了。这个金玉怎么会知道她的原名呢？心中一慌，如同梦寐，只是怔怔地看着对方傻笑。

    “姚佩菊同志，你吃菜。”金玉道。

    妈的，他怎么知道我叫姚佩菊！心里狠狠的骂着，可嘴上依然傻傻的笑。她的手也抖得厉害，更要命的是，金玉叫她吃菜，她很听话地立刻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糟溜鱼。可还没等送入口中，就掉在了汤碗里，溅起点点汤汁，只得把筷子放在嘴里吮了吮。她知道当时她的样子一定傻得可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在钱大钧、白庭禹已经站了起来，向金秘书长敬酒。老徐假装没看见，惟有杨福妹在一旁看着她，似笑非笑。

    没等到酒筵结束，姚佩佩借口上厕所，从里边溜了出来。一个人沿着空空荡荡的街道朝前疾走。她走了好长一段路，这才想起自己是骑车来的，想要回去取，又怕再遇见那伙人。一个人站在街边，看着一座老虎灶嗤嗤地冒着热气，呆呆的发了会儿愣，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

    天上是明晃晃的大太阳。她怎么也摆脱不了做梦的感觉。自打她记事的时候起，就摆脱不掉这种怪怪的恍惚感。就好像没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有来由的，没有一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她看不清别人的面目，可别人只要撇上她一眼，就能见其肺肝，轻而易举就掌握了她的一切。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想。天道悠远，人世深险。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似乎隐约可以窥见自己顺流而下的命运。就连自己可怜巴巴的藏着、掖着的那点心事，恐怕也要烂在心里。烂掉到也罢了，最可怕的，说不定迟早有一天，那个躲在紫云英阴影里的秘密终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唉，苦楝树和紫云英的阴影！

    3

    素有鱼米桑麻之乡的官塘，光今年一年，就饿死了3个人。除去种子和公粮，老百姓的自留粮只够吃两个多月。公共食堂关了门。榆树皮剥下来晒干，碾粉做成团子，可以充饥，但不消化，拉不出屎，得天天用手去抠；水草根晒干碾粉可以消化，但苦涩难咽。全村人脸部浮肿，看上去倒是胖乎乎的，可是风一吹就会倒下来。榆树皮早剥光了，现在已经有人吃观音土了。县长大人知道什么是观音土吗？是塘泥。村里的三个老人就是吃观音土死的。

    村长陶国华贪污腐败，生活糜烂。他将去年食堂磨豆腐剩下的豆渣偷偷地运回家中，用盐腌起来，足足吃了4个多月，村民们气不过，将他从家里拖出来，暴打一顿，现已瘫痪在床。妇女主任丁秀英为了讨口饭吃，仗着自己生得漂亮，竟无耻的出卖肉体。怀了孕，又私下打胎，最终流血不止而死，真是大快人心

    这封长达七八页的匿名信，谭功达只看了个开头，就看见信访办的老徐笑眯眯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老徐告诉他，去年冒充县长亲戚的那个妇人又到了县里，如今正在信访办大哭大闹。工作人员把好话说尽了，她就是赖着不走，口口声声闹着要见县长。

    “你们给她两块钱，胡乱打发她回去就是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道。

    “我们给了她三块钱，都是毛票子，看起来倒有厚厚的一沓，可她蘸着唾沫，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就把钱往地上一撒，骂道：‘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吗？’看来她这次来，胃口还不小呢。”

    “那也不能由着她这样闹下去！没完没了！”谭功达把手里的那封信往桌上一丢，气呼呼地道。

    “这次她是带了铺盖卷来的。见我们撵她走，就把铺盖往地上一铺，躺在墙角死活不动了。碰到这样的硬钉子，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

    谭功达想了想，站起身来，喝了一口杯中的凉茶，对老徐道：“行行行，我跟你走一趟。”

    走到姚秘书的桌前，佩佩的眼神十分骇异。她先是盯着谭功达看，然后脸一红，就飞快地转过身去了。搞得谭功达莫名其妙。

    下楼的时候，老徐嘿嘿地笑着，碰了碰他的胳膊“县长，你裤子的纽扣！”谭功达一低头，原来是裤裆的纽子没扣上，秋裤的两根红红的裤带穗从里面钻了出来

    两个人来到信访办，谭功达一眼就看见墙角的花布被褥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妇人。她手里拢着一个青布包裹，腿上扎着裤脚，脚蹬一双棉布鞋，鞋底穿了帮。旁边还坐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这妇人见了老徐和谭功达两人进来，不起身，也不说话，索性架起二郎腿，将脸侧向一边。倒是那个小男孩，望见生人，有几分胆怯，紧紧地偎在她娘身上。谭功达在墙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对妇人问道：“大嫂从哪里来？”

    妇人用手一挡，低声道：“不敢当！民妇是夏庄人。”

    谭功达笑道：“大嫂大老远从夏庄跑到县上来找我，可有什么事情？”

    妇人冷冷地笑了两声：“不知县长大人果真记不得民妇了呢，还是在装糊涂？”

    老徐一愣，心中暗想：瞧这架势，这个妇人和县长说不定还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若她是县长过去的一个相好，自己夹在当中倒有些不便，正想找个借口回避，忽听得那妇人道：“真是贵人多忘事！去年春上，在去普济水库的工地上，民妇与县长是见过面的。”

    谭功达刚才与她一打照面，就瞧着几分面熟，可要说起什么时候、在那里见过她，倒也颇费思量。听妇人这么说，谭功达和老徐都松了一口气。谭功达很快就记起来：去年水库大坝因移民一事与村民发生争执，有个名叫王德彪的，不慎跌入山涧，摔死了。眼前这个妇人，想必就是王德彪的遗孀了。说起来，王德彪还是夏庄乡乡长孙长虹的外甥。这个孙长虹因死者是自己的亲眷，竟然第一个带头闹事，谭功达一肚子火气，到今天还没消呢。想到这里，谭功达把脸一沉，语调顿时变得严厉起来：“事情不都已经解决了吗？你还到县上来闹什么闹！”

    “解决个屁！十八块钱的抚恤金，就能换条人命吗？连棺材钱都不够。这年头，到处闹饥荒，我们孤儿寡母，眼看着就活不下去了，不找县上，你让我找谁去呀？”妇人的口气也强硬了起来。她使劲地捏了一下鼻子，捏出一条长长的鼻涕来，不知道朝哪里甩，最后就抹在了旁边的墙上。

    “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找乡里解决。再说了，那个孙长虹，不是你们家的什么亲戚吗？”谁知谭功达一提起孙长虹，那妇人一骨碌从地上站了起来，指着谭功达吼道：“他的乡长不是早给你们换了吗！他现在连自己都只有躺在床上等死的份了，怎么能管得了我！”

    谭功达听出她话中有话，更不知道孙长虹被免职的事情从何说起，正想问问怎么回事，只见那妇人突然把手一拍，眼睛朝上一翻，嘴角一抽搐，忽然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双手捏成拳头，把自己的胸脯擂得咚咚直响。她那柔软的胸脯竟然能发出如此结实、坚硬的声音，令谭功达感到十分震惊。她一边哭叫，身体竟软绵绵地瘫了下去，就势在地上打起滚来，两只脚上的布鞋都踢掉了。那孩子受了惊吓，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看了看谭功达，又看了看满地打滚的母亲，也跟着哇哇大哭。老徐费了半天的手脚，和信访办的几个人死拖活拖，才将那妇人弄到椅子上坐下，给她倒了一杯凉水端过去。

    那妇人也不伸手去接，嘴里道：“县长若不给我解决，我们母子俩今天就死在你这里。”

    谭功达道：“那么依你说，你要怎么解决？”

    妇人见谭功达口气上让了步，立即止住了哭泣，低头想了半天，说道：“要依我，你们先给我那死鬼弄个烈士当当。”

    普济水库那件事，老徐也曾有所耳闻。妇人今天这一闹，总算是让他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见妇人提出要评烈士，就笑着劝道：“这烈士也不是随便评的。你丈夫并不是因公牺牲，而是失足掉下悬崖的，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就是闹到北京，他也当不成烈士。”

    “那你们就在县机关给我安排个工作。夏庄那个晦气的地方反正我是不想回去了。”

    老徐道：“在县机关找工作，也没那么便当。机关里都是舞文弄墨的人，你来了，能做什么呀！”

    “字我倒是一个不识，”妇人道“不过什么事都会做，而且纺得一手好线”

    谭功达见这么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把老徐悄悄拉到一边，低声道：“你手边有没有钱？”

    “有。”

    “多少？”

    “刚刚领的工资，不到四十块。你要多少？”老徐问他。

    “全给我。”

    老徐打开抽屉，将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一迭钞票交给谭功达。谭功达又从自己的衣袋里找出一些钱来，凑成了五十块，递给那妇人，道：“这五十块钱，算是我个人送你的，你回去到集市上买点粮食，好好过日子，别没事就往县上跑，路也够远的。”

    那妇人看见这么多钱，眼睛一亮，赶紧站起身来接。嘴里还嘟哝道：“我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我这成什么人了？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可话没说完，她就一把从谭功达手里把钱抢过来，撩起褂子，将它藏到棉袄的口袋里，嘴里仍不住地说：“这叫我怎么好意思，这都成了什么人了。”脸上又是笑，又是哭，说完又拉过那孩子，要他给谭功达磕头。

    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县长能给她这么多钱，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谭功达见她面目憔悴，衣服脏乱，可她的那段脖子倒是白得发青，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些妩媚之色，推算她的年龄，也不过三十出头看着她又哭又笑的样子，再看看那个皮包骨头的孩子，谭功达心里也不是滋味。

    老徐把母子二人送出门外，又留谭功达喝茶。两人隔桌而坐，说了一会闲话。老徐忽然笑着问他，什么时候能吃到他的喜糖。他说这事在县机关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不知是真是假。谭功达知道他所说的是他和白小娴的事，因老徐不是外人，谭功达笑了笑，说：“事情也不能说没有，只是双方年龄相差太大，八字还没一撇呢。”

    “年龄差个十岁二十岁的不是问题，”老徐道“你知道铁托吗？”

    “怎么不知道？

    罗马尼亚的一个元帅。”

    “不是罗马尼亚，是南斯拉夫。”老徐笑着纠正道“他有个夫人，名叫万卡布罗兹，她的年龄比铁托小了32岁，不也金玉良缘，琴瑟调和，革命夫妻，其乐融融吗！”

    见谭功达不吱声，老徐又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成亲。

    谭功达道：“她父母倒是主张早一点把婚事办了。可小娴怎么也不答应，她说要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才结婚。”

    “第二个五年计划？”老徐扳起手指，算了算“这么说，还得等个两、三年。要依我说呀，这种事急不得，可也等不得。”

    “您是说”谭功达问道。

    老徐把脑袋往这边凑了凑，神秘地干笑了两声，说道：“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是谁的诗？”谭功达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徐。

    “武则天。”老徐说。

    老徐觉得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县长就是不懂他的意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才崩出一句话来：“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倒，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你懂不懂？”

    “这又是谁的话？”

    “毛主席。我的意思嗨，反正，这么跟您说吧，”老徐瞅了瞅四周，压低了声音，对他道：“这姑娘家害羞忸怩是免不了的，比方说你要拉她一下手，她都不让，可你要以为她真的不愿意，那就傻了。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谭功达的眼神里还是有点迷离，眉头倒是越蹙越紧了。

    老徐见谭功达似乎对男女之事浑浑噩噩，浑然不懂，只得亮出了他的最后一招：“谭县长，这花，你要不给她浇水，她能自己开吗”

    白小娴过完年，已经从乡下回来了。这天晚上，他和白小娴约好在家中见面。这还是小娴第一次答应到他家里来约会。这是一个不错的预兆，至少可以说明，事情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很大的转机。

    谭功达从信访办出来，一路上都在琢磨着老徐跟他说过的话，越想心跳得越厉害，步伐随之加快，到了最后，连气都倒不上来了。这个老徐，别看他老实巴交的，没想到还有这一手。哈哈。

    回到办公室，一看墙上的大挂钟，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姚佩佩也没去食堂吃饭，正伏在桌子上就着白开水啃烧饼呢。谭功达就问她还有没有干粮，姚佩佩满嘴唇都是芝麻屑，嘟嘟囔囔地说：“我只买了一块，要不我分你一点？”

    谭功达想了想，说：“好吧。”

    姚佩佩就从没有吃过的那一头掰下一块递给他。随后，就翻开桌上的一本工作日记，告诉县长上午都有哪些人打来电话，哪些人来访，说了哪些事情。谭功达根本就没有用心听，脑子里在盘算着别的什么事，因为他很快就打断了姚秘书的流水账，吩咐她道：“姚秘书，下午你就不用上班了。你去一下

    图书馆，帮我查一下铁托的生平资料。”

    “铁托？”

    “对，铁托。”

    姚佩佩“噢”了一声，将这件新任务记录在本子上，端起水杯，出门往盥洗室去了。

    这天下午，谭功达也没在办公室呆着。姚佩佩前脚出了门，他后脚就溜了出去，来到梅城供销社，想买件新衬衫。女售货员认得他是县长，态度热情得有点过分。不过她告诉谭功达，供销社还从来没有卖过衬衫，只卖布料。想要现成的衬衫，得买布料让裁缝去做。谭功达又去了一家百货公司，两三家布店，答覆均是如此。偌大一个梅城县，竟然买不到一件新衬衫！看来明天得专门开个会，好好研究研究。

    随后他去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让师傅替他搓了背，修了指甲。出了澡堂，见时间还早，又去剃头店理发修面。躺在理发馆的椅子上，满嘴涂满了凉凉的剃须膏，谭功达一会想着白小娴，一会想着老徐露骨的煽动，心里仿佛有了底气似的，渐渐地出了神。只要用水来灌溉，幸福的花蕊遍地开。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咚咚咚咚锵

    4

    六点钟还不到，天就早早地黑下来了。谭功达和白小娴约好了在西津渡的牌楼底下见面。虽说昨天就开了春，天依旧冷得厉害。呼啸的西北风中，不时落下雪珠子，在石砌的地面上跳跃着。谭功达在那儿一直守到七点半，还是不见白小娴的人影。

    西津渡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找的。她到七点半还不来，恐怕是遇到了什么事。谭功达在那儿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直到附近一家水站的灯火都熄灭了，这才失魂落魄地往回走。

    回家的路上，谭功达忽然想到，要是有一部电话机，能跟着人走，那该多好啊！可细细一琢磨，又觉得这个念头太过荒谬。这电话机跟着人走倒不难，可电话线怎么办呢？过去的战争年月，电话机总是跟着指挥部转，但也得有通讯兵去架线哪！钱大钧过去干的就是这个。假如将电话线埋在地底下呢？每隔50米安一部电话机，这样一来，不论人在何处，都可以随时联络了这样想着，谭功达不禁兴奋起来，白小娴的失约带给他的巨大痛苦顿时大为减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打算将这个奇妙的想法记下来，明天拿到县常委会上去讨论，可他怎么也找不到钢笔。

    他沿着河堤往前走了一段，很快又推翻了原先的设想。道理很简单：打电话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找到电话机，但接电话的人是流动的，你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方位。即便是大街上布满了电话机，你也不知道究竟该拨哪个号码。很显然，这个设想是行不通的。那么，改成无线电通讯呢？他在电影中看过，朝鲜战场上的士兵，背上都背着无线电报话机，上面还有一个“丫”字形的柔软的辫子可你也不能要求人人上街都背着那么重那么大的一个铁匣子！等到他把自己的一个又一个设想逐一推翻之后，他已经快到家门口了。隔着光秃秃的树林，谭功达看见院门口的篱笆边上远远地站着一个人，他的心里漫过一阵惊喜的狂潮

    “我的耳朵都快冻掉了！”白小娴笼着袖子，跺着脚，口里吐出团团白气，对着他抱怨道。她的身边还有一个白布袋子，一个尼龙网兜。

    “不是约好了在西津渡见面吗？”谭功达道。

    “我在那等了两个小时，差不多快到七点了，还是没见你来接我，这才找到这儿来了。”白小娴气咻咻地说。

    经她这么一说，谭功达才猛然想起来，西津渡东西两面都有牌楼，相隔差不多二里地呢。她一定是去了东牌楼，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露天集市。想到这儿，谭功达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小娴道：“我一说冯寡妇的老屋，围着我拉活的三轮车夫没有人不知道的。”

    谭功达掏出钥匙来开门，揶揄道：“看来，你还是蛮聪明的嘛！”

    “听你的口气，你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个傻子啰？”小娴提高了声音。

    在黑暗中，谭功达判断不清她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生气，便赶紧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对她道：“不傻不傻，一点都不傻。这包里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沉？”

    小娴道：“是你丈母娘送给你的腊肠、花生、江米粉，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反正我也搞不清。”

    听到小娴称她自己的母亲为“你的丈母娘”谭功达不禁回过头去，偷偷的看了她一眼，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两人进了屋，把东西放下，谭功达就要带她去街上找馆子吃饭。“这么晚了，干脆我们在家里做点吧，对付着吃一顿就算了。”小娴不住地往手里哈着气，将头上的一块红色的方巾取下来，抖了抖雪粒，又扎在脖子上。

    “我可是只会下挂面。”谭功达说“小娴，你会做饭吗？”

    “做饭我不会，”白小娴抬头朝屋子里四下打量，嘴里道：“不过，我会烧火。”

    她说小时候一到寒冬腊月，她有事没事就爱往厨房里钻。灶膛里生着火，最暖和。她家有个长工，叫张妈的，常搂着她在灶下讲故事，时间长了，也会让她帮着烧把火。她妈妈一开始不愿意她跟那帮下人成天混在一起，可有时候过年，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忙不过来，母亲又会扯着嗓子叫她：“小娴小娴，去厨房帮张妈烧火去！”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小时候的事，忽然抓过谭功达的一只手来，撸起他的袖子，看了看他的手表：“呀，这么晚了，赶紧去厨房弄点吃的，吃完了我就该走了。”

    谭功达见小娴忽然抓他的手，心里着实抖了两抖。可一听说她吃完饭就要走，明显是不想留在这儿过夜的意思，又像是被泼了盆冷水，心里凉了半截。两个人来到灶堂，谭功达在锅里放了几瓢水，白小娴果然在灶下生起火来。很快，火光就照亮了她的脸。谭功达只有低下头来，才能透过放油灯的墙孔端详她那张好看的脸。小娴也透过方孔看他，朝他嫣然一笑。柴火在炉膛里劈劈啪啪地烧着，那张脸看上去就像一扇被落日映红的花窗。锅盖的四周已经有丝丝的热气冒出来了，他的心也像袅袅上升的热气一样，飘了起来。

    “喂，你冷不冷？”小娴问他。

    “不冷，不冷！”谭功达吃了一惊，慌忙道。

    “你也来灶下烤烤火吧。”说着小娴在小板凳上往里面挪了挪身子，给他腾出了一小块地方。

    她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的腿为什么会发抖？我的喉咙为什么会咕咕叫？我的血管为什么就像要爆裂似的？我的肠子为什么会像乱麻绳一样扭结在一起？见鬼！我为什么会想死？为什么会觉得这世上的万物原来这般空虚？！这般让人伤心！我的姑奶奶。我的亲姑奶奶。我要抱住你。我今天是豁出去了！老子今天就豁出去了！什么也挡不住了！你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反正老子要抱住你！我要让你变成烂泥！变成灰烬！变成齑粉！我要天塌地陷，我要死

    他狠狠地咽了两口唾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绕到灶下，愣愣地看着小娴怪笑。小娴也歪着头，扑闪着漂亮的大眼睛，冲着他笑。可她笑着笑着，脸色就渐渐地变了。嘴唇就粘在牙床上，再下不来了。

    谭功达口中急急地叫了声“小娴”身体向前一纵，以

    泰山压顶、排山倒海之势朝她猛扑过去，将她按在了麦秸秆中。白小娴没有任何防备，经他这一扑，往后便倒。灶铁敲在锅底上，灶膛里顿时

    火星四溅。她的脑袋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墙壁上，一时间天旋地转，嗓子里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忍不住直想呕吐。她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谭功达的一只手早已从她的棉袄底下伸了进来，她的胸脯一阵冰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白小娴对谭功达的闪电突袭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那不是出于隐忍和纵容，而是完全被对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傻了。她的大脑出现了短路，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眨巴着眼睛，似乎在想着什么不着边际的心事。可谭功达这这段间隙中也无所作为，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嘴里“妈呀妈呀”地乱叫着，哼哼唧唧，手忙脚乱，像头猪一般在她怀里乱拱。很快，回过神来的白小娴决定反击。她的武器是尖叫。那是一种谭功达从未从未听见过的持续不断的尖叫。

    “不要叫！不要叫！”谭功达压低了声音对她说。

    可白小娴叫得更厉害了。他伸手去捂她的嘴。白小娴在挣扎中，手碰到了灶铁，她悄悄地抓住了它。她把灶铁举到谭功达的眼前，嘴里嘟嘟囔囔地道：“你看看，这是什么？”

    灶铁通红的一段已经顶在谭功达的胸前。他的棉衣立刻发出一股难闻的焦糊味。谭功达像个被人缴了械的俘虏，慢慢地站了起来，高举着双手，向后退却。白小娴用灶铁杵着他的胸脯，一直把他顶到了水缸边的墙旮旯里。

    “流氓。”白小娴摇了摇头。

    她的声音并不高，听上去就像是在轻声地叹息：“流氓。你是个流氓。原来你是个流氓。他妈的你竟是个流氓！”

    很显然她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这几句话。她将灶铁往水缸里一丢“嗤”的一声，水缸里就腾起了一股白烟。她一手提着裤子，在厨房里转悠了半天，满嘴胡言乱语，自己都不知说些什么。最后，她终于找到了厨房的门，拉开它，正要出去，又踅了回来，从地上捡起那根裤腰带，看着谭功达，轻声道：“你这儿，一点也不好玩，真的不好玩。我走了。再见。”

    白小娴没有回文工团驻地，而是径直去了她叔叔家。白庭禹那会儿睡得正香，忽听得有人咚咚的砸门，吓得他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他跑到

    客厅里，老婆早已裹着一条毛毯，把门打开了。她看见白小娴披头散发，目光痴呆地站在门口。夫妇二人赶紧把她拉进屋来，上上下下看了半天，忙问她出了什么事。

    白小娴依旧像个梦游人似的，两眼发直，嘴里喃喃道：“强奸，强奸。狗日的，强奸。”

    白庭禹看见她满脸是血，上嘴唇肿得老高，脖子上也有一道紫色的瘀痕。夫妇二人围着她问了半天，问她到底是被谁强奸了，她也不答话，只是一个人在那自问自答。夫妇二人飞快地对望了一眼，白庭禹对老婆道：“你先去帮她洗洗，找身干净的衣裳替她换上，再来说话。”

    当白小娴裹着一条薄棉被再次回到客厅里的时候，她的嘴唇上已经涂了一点紫药水，看上去就像刚刚吃过桑椹一样。她缩在沙发上，身体仍然在簌簌发抖。白夫人给她端了一杯热水，白小娴端起杯子就扔在了对面的墙壁上。墙上挂着一幅恩格斯的画像，玻璃相框晃了两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她又抓起烟灰缸，吓得白庭禹一闪身，那烟缸飞向了墙角花梨木架上的鱼缸，鱼缸碎了，水“哗”的一声泻到地上，那红金鱼却还在地上扑腾着。

    看到侄女大发雷霆，白夫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道：“砸吧砸吧，你想怎么砸，就怎么砸。你知道砸东西了，证明你没有疯。”

    白庭禹却是早就不耐烦了。他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并没有抽，只是放到鼻前闻了闻，冷冷的说：“说吧，孩子，谁强奸了你？我马上通知公安局去拿人。”

    白夫人瞪了他一眼，一个劲地给他递眼色，随后走到他身边，附耳道：“是谭县长。”

    白庭禹一愣。一个人想了半天，把他那掉光了头发的秃脑袋摸了又摸，忽然笑了，嘴里自语道：“哈哈，谭功达，你这小子！哈哈，这回你倒是真急了！动真格的了。你不是吹牛说，女人对你可有可无吗？哈哈。”

    白小娴不依不饶。她连哭带叫地把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从头到尾给叔叔讲了一遍，并让他马上下令去抓人：“去迟了一步，就叫这狗日的跑了！”

    白庭禹笑眯眯地听完了白小娴颠来倒去的哭诉，对侄女道：“小娴，这，这这，这不叫强奸”

    白小娴一听叔叔这么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气得杏眼圆睁，又要摔东西，可茶几上的一只景泰蓝花瓶已被他婶子抢先一步抱走了。

    “这都不算强奸，算什么？”

    “这不叫强奸。”白庭禹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都摸了我的奶子了，还不算强奸吗？”白小娴叫道。

    “你小点声！”白庭禹低声提醒她“邻居都让你吵醒啦。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那不是强奸。”

    “那是什么？啊？你说，那是什么？”

    “那叫操之过急。”白庭禹话一出口，自己也笑了起来。他夫人强忍住，抿着嘴，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同时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他把我裤腰带都扯下了，这流氓！你们不去抓人，我明天一早就去县里告他。”

    白庭禹终于将那支烟点上，道：“你就是告到县里，最后不也是由我们来处理？何况人家还是县长呢。”

    “县里告不赢，我就去省里，省里不行，我就上北京，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白小娴的牛脾气上来了，怎么劝都不行。

    在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白庭禹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摆出了无数的道理，运用十分严密的逻辑，来反复论证这件事为什么不算强奸，而是男女之间一种十分常见，并且正当的行为。甚至就连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之间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行为虽说和强奸在形式上差距不大，但动机却大相径庭。这种行为的后果之一，是为了繁衍后代，一句话，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也可以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未来：“谭县长的性子的确是急了一些。尤其是你们还未结婚，他这么做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对他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你想一想，谭县长四十多岁的人了，一心扑在全县的工作中，到今天还没娶上媳妇，这难道不应该值得我们敬爱吗？人非草木，也有七情六欲嘛！一时急火攻心，鬼迷心窍，做出些越轨举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这是每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严肃面对的事”

    一番话说得白小娴将信将疑，虽说嘴上仍不服软，心里毕竟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尤其是当她听说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之间也免不了这样丑恶的勾当，顿时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白小娴平时最崇拜马克思和燕妮了。她曾一度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白燕妮，而且逢人就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白小娴了，就叫我白燕妮好了。可是没有人把她的话当真，同寝室的女孩仍然叫她白小娴，她甚至早早为自己婚后的生活作了周密的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让谭功达留胡子。她仔细观察过了，谭功达的胡子又浓又密，若是好好留个几年，说不定也能和马克思不相上下。不过，她在内心一点也没有原谅谭功达的意思，她特别受不了他像个猪一样乱撞乱拱，哼哼唧唧，满嘴胡言乱语，其下流无耻，简直令人发指。

    白夫人招呼小娴上床睡觉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窗户上已泛出微微的白光。由于兴奋过度，白庭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起来上厕所，看见老婆的房中亮着灯，两个女人仍然在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他解完手出来，走过老婆的房门口，就听得里面小娴的声音道：“他扒掉了我的裤子反正什么都被他看了去，今后我对他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老婆咯咯地笑了两声，安慰她道：“傻闺女，就是给他看了去，也没什么要紧！反正你们结了婚，他迟早是要看的。夫妻之间，还说什么秘密！”

    小娴道：“可他还咬我，真的像条狗一样！我的嘴唇就是被他咬破的。”

    夫人道：“这是好事。说明他还年轻，火力壮。”

    “这怎么是好事呢？”

    “这个你现在还不懂，以后就知道了。”老婆嘿嘿地笑着“像我和你叔叔这样，一人占一个屋，平常一年到头连话也说不得三四句，清汤寡水，这与守活寡又有什么两样！”

    白庭禹听到这里，只得龇牙咧嘴，暗暗苦笑。他摇了摇头，蹑手蹑脚地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上午，白庭禹到县里上班，一进办公室，就看见谭功达正在那儿等他。白庭禹见他抓耳挠腮，欲言又止的样子，脸憋得通红，就猜到他是为昨晚的事情而来。他没事般地笑了笑，拍了拍谭功达的肩膀，对他说：“老谭哪，什么都别说了！事情呢，我都替你解决了。你可得好好请我吃一顿。”

    “好说好说，”谭功达道“那个自然，我，我当时也是一下乱了方寸。”

    “这算得了什么事？不过你以后可得悠着点，人家毕竟才二十出头。”

    “当然。当然。”谭功达道。

    “依我之见，你好好给人家写封信，道个歉，好好解释解释。”

    两个人又说了些别的事，谭功达起身告辞，白庭禹将他送到门外，忽然拉了他一把，笑道：“昨晚我们家的鱼缸被小娴砸碎了，你得记着给我买新的。”

    5

    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的煤屑公路上。姚佩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嘴里噙着一枚糖果。车窗外雨下得正大，谭功达坐在后排，鼾声如雷。在刷刷的雨声中，佩佩觉得四周有一丝难言的静谧之感，似乎雨幕将她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她觉得心里很安稳，不时有雨滴渗过车顶的篷布，落在她脸上，凉凉的。车窗被雨水打得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

    从春分到谷雨这段时间，是梅城一带的雨季，也是一年之中难得的农闲季节。县机关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被谭功达赶到运河水利工地去了。杨福妹留守值班，干部们全都下了乡，偌大的办公楼忽然变得一片沉寂。除了老弱病残之外，她有时在楼道里成天碰不到一个人，连食堂也是空空荡荡的。

    谭功达闹了一段时间的肾炎，在医院打点滴。他不时地打电话给姚佩佩，通知她干这干那。最要命的，谭功达不知从哪里听说自己会写文章，要她给县广播站写几篇通讯。虽说县长口授了大部分内容，可这种官样文章比不得自己写日记，每写一句话，都得在自己的心里来一番挣扎和搏斗。短短千余字的广播稿，常常弄得她心力交瘁。日常工作之外，佩佩一有空时常往图书馆跑。图书馆也没什么人。女管理员整天坐在窗口打毛衣，有时还会将家中的毛豆带到单位来剥。姚佩佩胡乱地从书架上拿下书来随意翻看。她第一次知道杨梅、草莓和梅子并不是同一种植物；知道了毛主席还可以叫毛润之，而且还先后娶过好几个老婆；知道共产党居然是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成立的。也许还下着雨，说起来还挺有诗意的呢，就像古时候文人的一次雅集。二十几个人说说笑笑，就把这个世界摆平了。转眼之间，天地竟然为之变色，真是令人敢想像这些妇孺皆知的常识，姚佩佩却像在看西洋镜似的充满了好奇。不过，她想到自己和这个世界如此隔膜，也会觉得怅然若失。

    谭功达读了她的文章，有时会从

    医院专门打电话给她，表示赞赏。姚佩佩虽说有点害羞，心里还是觉得挺受用，虚荣心再一次沉渣泛起。她被姑妈逼着给谭功达往医院送过一次鸡汤。两个人居然在病房里谈了一个下午的话，这让佩佩心里觉得怪怪的。两个人成天坐一个办公室，就像仇人似的，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两句话，可到了医院里，两个人忽然都变得婆婆妈妈的。佩佩竟旁敲侧击地问起他的婚事，谭功达倒也不避讳。说起未婚妻，居然也“小娴小娴”的叫得挺亲热。

    这是一段悠闲的日子，一天到晚下雨。佩佩觉得吃饭做事睡觉，就连做梦都十分安逸。她甚至幻想着，要是能够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清静！慵懒！让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料，谭功达病一好，立刻就故态复萌，脸上的表情又变得严峻了。随后，她突然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随谭功达下乡。

    这天晚上，姑妈在为她打点行李的时候，姚佩佩忽然想起县长曾让她去查阅一下铁托的生平资料，可是这些天，她把

    图书馆的书都翻遍了，也没有查出一点蛛丝马迹。她问过了图书馆的每一个管理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她又去问汤碧云，碧云道：“中国姓铁的人倒不多，你去查查铁木真，没准是他家的一个什么亲戚吧。”

    她看见姑父在一旁抽烟，想到他在梅城中学教书，没准见多识广，就去向他打听，姑父想了想，说：“从来没听说过，你有没有听错？”

    正在这时，在一旁忙着的姑妈突然开口说：“咦，我记得隔壁的媒婆说，古时候有个人叫西门庆的，倒是有个托子来，不过是银的，不是铁的”

    一语未了，弄得姑父“噗噗”地笑了两声，好一阵才止住笑，愠怒的对姑妈道：“你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疯话，你知道那托子是干什么用的吗？”

    是啊，西门庆的托子是干嘛用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吉普车行驶到县粮站附近的时候，司机小王突然踩下了急刹车。车轮打滑，车身“吱”的一声就横了过来，差一点翻在了路边的排水沟里。姚佩佩看见公路上新设了一个临时哨卡，几个身穿黑色雨衣的人跨着卡宾枪，手臂上佩戴着红袖章，正在盘查过路车辆。吉普车刚停稳，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怀里夹着两面三角旗，脖子上还挂着一枚金属的哨子，朝他们走来。

    姚秘书赶紧打开车门。雨还在下着，那人的帽沿不断的往下滴着水。这人将脑袋从车门里伸进来，看了看，傲慢地命令道：“证件。”

    姚佩佩和小王赶紧掏出证件，递给他，那人看了看，还给了他们。又对坐在后排的谭功达道：“你！”

    谭功达刚刚睡醒，大概一时还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打着哈欠，将公文包搁在腿上，从里边取出证件，递给他。

    “嗬，还是个县委书记。”那人笑了起来，露出了嘴里一排发黑的龋齿：“请问你有烟吗？”

    谭功达愣了一下，很不情愿的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被压扁了的“大生产”递给他。那人把烟往嘴里一叼，小王赶紧替他点上火。那人深深的吸了两口，闭上眼睛，好一会才说，他们是省军区的，正在奉命协助公安部门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那人流里流气，神色暧昧，似乎故意将烟吐在佩佩的脸上，熏得她眼泪直流，她只得拼命的把脖子扭到一边。

    “有点呛，是不是？”那人大声的咳嗽着，笑着问她“你知不知道去上会的路该怎么走？”

    姚佩佩只觉得脸上凉凉的，一时弄不清是雨点还是他的唾沫星子。姚秘书说，她从未听说过“上会”这个地名。小王也说不太清楚。那人将烟头在吉普车的反光镜上摁灭，砰的一声把车门撞上，抓起胸前的那枚哨子，塞到嘴里吹了一下。

    吉普车通过哨卡之后，小王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对佩佩道：“我一看见戴红袖章的人，心里就直哆嗦，何况他们还带着枪，浑身上下都起了一层鸡毛蒜皮。”

    小王又把成语用错了。他应该说“鸡皮疙瘩”才对。可佩佩的心里也像这雨天的阴霾一样，湿湿的，蒙着一层霉斑，没有心思去纠正他。这时，她忽听得谭功达在后面问了一句：“小王，你的成语比赛怎么样了？”

    “县长您就别提了，”小王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第一轮我就被他们处之泰然了。”

    怪不得小王成天狂练成语，原来他是在参加成语比赛呢！姚佩佩心里想。不过——

    “什么叫做处之泰然？”姚佩佩不解地问。

    小王道：“处之泰然你怎么不懂？就是被淘汰了。”

    他们抵达普济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吉普车在普济车站附近拐入了一条泥泞不堪的土路，往前又开了一段，向左进入了一个又长又深的巷子，出了巷子往右，有一大片水塘。水塘的四周披挂着一丛一丛的连翘，开满了白色的小花朵。水塘对面就是一片粉墙黛瓦的幽深庭院。姚佩佩看见院门边远远地站着一簇人，最前面的那一位穿卡叽布中山装的，佩佩记得，就是上回见过面的高麻子。

    汽车刚停稳，高麻子就带着几个乡干部围了过来，跟谭功达叙起了寒温。有一个自称叫孟四婶的女人见佩佩落了单，就走到她跟前，嘴里宝宝、宝宝的叫个不停。又是摸她的头发，又去捏她的手。姚佩佩想到自己都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还被对方称作“宝宝”心里觉得莫名其妙。一时不知如何才好，吓得她直往小王身后躲。

    小王悄悄地将她喊到一边，道：“这个孟四婶，老家住在长江中心的州上，那个地方的人，就是这个风俗。别说是二十岁，你就是七八十岁，他们为了表示亲热，都照样叫你宝宝。但反过来却不行，你不能叫他们宝宝，那是骂人的话。”

    姚佩佩听得似懂非懂，好在那孟四婶已经放过了她，手里挎个竹篮子，到河边洗菜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高麻子不住地偷偷打量姚佩佩。他的眼角堆满了眼屎，多喝了几杯酒，说起话来也显得特别兴奋。姚佩佩被他盯得怪不自在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谭功达也有了几分醉意，喝到后来，就和高麻子划起拳来。

    姚佩佩平常最厌恶男人在酒桌上划拳，没想到平常不苟言笑的谭县长竟然也深谙此道，心里倦倦的，有些不悦。高麻子再次用眼角的余光盯了佩佩一眼，借着浓浓的酒意，当着众人的面，对谭功达道：“县长果然好眼力，你是从哪里找出这么一个百里挑一的美人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

    姚佩佩的心里猛地一惊，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心里说，这高麻子喝多了酒，一定是把我误认作白小娴了，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她见谭功达并无帮她解释的意思，一生气，便冷笑道：“高乡长，您恐怕是认错人了吧。”

    她这一喊，高麻子也镇住了，眨巴着他那对绿豆老鼠眼，仿佛一时不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半晌才狐疑道：“没错呀，县长的未婚妻不是文工团的白小娴吗？可不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半个月前她们团来运河工地巡回演出，我还和她照过一张像呢，怎么会错？”

    姚佩佩的脸更红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瞅着她。原来人家并没有说错，是自己自作多情。这高麻子，你说白小娴，可眼睛看着我干吗？佩佩又气、又急、又羞，笑又不是，不笑又不是，呆呆的望着满桌的人，不知所措。

    看着一桌子的人都不说话，高麻子手里挥舞着酒瓶子，忽然指着姚佩佩，向身边的干部们介绍说：“这位是姚秘书，是谭县长的干女儿。当年她在洗澡堂卖筹子的时候被谭县长撞见，就把她调到县里。姚秘书，我说的对不对？”

    佩佩一听见“洗澡堂卖筹子”几个字，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就把桌子给掀了。可毕竟碍着众人的面，又不能随便发作起来。她瞥了谭功达一眼，他正从孟四婶手里接过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在那使劲地擦脸呢。倒是司机小王机灵，一把从高麻子手里夺过酒瓶，笑道：“高乡长，你也少喝点，下午我们还要去工地挖土呢。”就这样，总算把他的话岔开了。

    说不定在县长的心目中，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不懂事的小姑娘。佩佩心里不禁有几分悲凉。自己平白无故的受了这一番折辱，也怪不得别人，都是自己惹火上身。人家高麻子话里明明说了百里挑一的大美人，你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傻丫头，你也配吗？好端端的，多什么心呢？你又算得了个什么东西！还巴巴的用紫云英花地的阴影来占卜算命！

    不过，人人都说白小娴漂亮，在男人们的口中，简直就是倾国倾城了。佩佩和羊杂碎曾在梅城中学礼堂门口撞见过她一回，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服气。姚佩佩一个人坐在桌边想心事，越想越生气，等到孟四婶端着脸盆把桌上的碗筷都收拾干净了，她才蓦地发现原来满桌的人都散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儿发呆。

    下午，谭功达在乡干部们的簇拥下要去运河工地劳动。小王过来催她，姚佩佩双手一抱脑袋，道：“我怎么觉得头痛得厉害？”

    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铁锹，正往外走，听见佩佩喊头痛，就回过头来冷冰冰的对她说：“你要实在不想去，也别找借口，就在家呆着吧。”说完拖着铁锹出门去了。

    姚佩佩本来也就这么一说，并没有不去的意思。经谭功达这么一抢白，她就是想跟着去也有点不合适了。她在心里恨死了这个谭功达，天知道他心里揣着什么鬼心思，自己刚才在酒桌上那么尴尬，佩佩满心希望谭功达前来“搭救”他居然一句话也没说，假装没听见。她在心里暗暗发誓，等到回到县里，再也不搭理他了，一句话也不跟他说。可转念一想，你算是他什么人，你一辈子不理他，与他何干？只怕是自己憋了一肚子气，人家根本就不拿它当回事。

    雨早已不下了，可是风却越刮越大。天上一堆一堆的云，杏黄色的，朝北飘，在院中投下灰暗的阴影。姚佩佩闲着没事，听着屋顶上呼呼的风声，心里空落落的。她去厨房帮着孟四婶洗碗，俩人在灶下说了一会儿话。孟四婶说，她家就住在隔壁，是临时被高麻子喊来替他们做饭的。“这房子几十年没住过人了，前些日子高乡长听说县长要回来，特地派人连夜收拾，墙上新刷的石灰水还没有干透呢。”她还说，高乡长和谭县长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人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

    收拾完锅灶，孟四婶又在忙着替他们准备晚上的饭菜了。姚佩佩见自己也插不上手，就一个人走到屋外，满院子四处闲逛起来。这房子看上去的确有些年头了，院墙虽经修补，墙基却早已歪斜，上面爬满了白垩。天井里有一棵天竺，墙头挂着葛藤，让风一吹沙沙有声。院中有回廊和厅堂相连，左侧是一幢两层的厢房。楼上走廊上的雕花栏杆上，落着一只雨燕，肥肥的，缩着脖子看着她。后院要大得多，四周沿墙栽种着杂树。通往巷子的月亮门关着，对面是一排低矮的柴房，房檐下的碎砖石中长着一溜凤仙花。一条石砌小径通往倾颓的阁楼，阁楼边矗立着太湖石的假山。

    一看到这幢阁楼，姚佩佩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可怎么看都觉得十分眼熟。沿着石阶往上，可以看到一个精致的六角凉亭，围有护栏。一张石桌，几张石凳，上面堆满了樟树的叶子，多年未经打扫。从这个凉亭里可以看见院子西边的一畦菜地，姚佩佩觉得这块菜地或许是原先的主人养花的地方，因为她发现菜地里有一座倒塌的荼糜架。小时候在静安寺的花园里，她们家也有这么一个荼糜架。

    开到荼糜花事了。这是红楼梦中的诗句，也是妈妈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妈妈正对着梳妆台上的一面大圆镜梳头。姚佩佩背着书包去上学，临出门时，不知为什么，她担忧的回过头来看妈妈，恰好妈妈正巧也回过身看她。她的脸上泪痕狼藉，嘴角却挂着一绺奇怪的笑容。等到她放学回家，花园里，露台上，客厅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她看见殡仪馆的人把妈妈的尸体抬走了。她身上裹着白被单，裹得那么严实，只露出了一丛头发。家中的佣人转眼间都不见了。晚上她一个人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这个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家的客厅有多么大，多么空旷。她双手捂着脸，透过指缝，偷偷的打量妈妈上吊的那根房梁。南风从窗口吹进来，把客厅的枝形水晶吊灯吹得直晃。恐惧让她暂时忘掉了悲哀，她紧紧地攥着小拳头，似乎要攥进一个秘密的希望：爸爸的福特牌汽车随时会“哞哞”的叫着，一阵风似的开进花园，车灯把花园的铸铁卫矛照得雪亮。好在我还有一个爸爸。爸爸会随时回来。她这样想着，就睡着了。直道第二天上午，最先赶到的一个姨妈流着眼泪告诉她，爸爸在三天前已经在提篮桥被正法了。她想去爸爸的书房找一本康熙字典，去查查“正法”是什么意思，却发现房间的门上早已被人贴上了封条

    顺着石阶再往上就是阁楼了。门环上插着柳枝，被太阳晒瘪了，已经发了黑。大约是清明节用来避邪的，在上海也有这样的风俗，不过用的不是柳枝而是艾草。门是虚掩着的，轻轻一碰，它就开了。阁楼里有一张雕花木床，床的里侧还有抽屉。床上的被褥和蚊帐都是新的，有一股淡淡的棉布味。床头有一个五斗橱，靠墙一排红木书架，不过书架上空无一物。姚佩佩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身上懒懒的。因想到下午也无事可做，便和衣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到了上灯时分，小王才从工地上回来。孟四婶问他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小王也不答话，走到灶下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咕咚咕咚的灌了下去，抹了抹嘴唇，这才说：“县长到夏庄喝酒去了。”

    姚佩佩已经早早吃过晚饭了，这会儿正在厨房里洗脸，听到谭功达去夏庄喝酒，便笑道：“他去夏庄喝什么酒？”

    小王道：“我们几个从工地收工，正要往回走，就看见堤岸上来了一伙人，把我们当头拦住。一问，为首的就是夏庄新上任的白乡长，也就是咱们县长的大舅子，名叫白小虎的，几个人又拽又拉，把谭县长给拽走了。”

    “这么说，那个白小娴原来是夏庄人？”佩佩问道。

    “那还用问？”小王说“他丈母娘，老丈人都来了。那丈母娘一见县长，上前不由分说，就去替他掸土，我当时跟在后面，不知究里，心里吃了一惊。心说哪里来的这么一个痴婆子，怎么一见县长，上来就乱打人呢。”

    孟四婶笑得前仰后合：“平平常常的事，叫小王同志一说，还真滑稽。”

    姚佩佩没有笑。她咬着嘴唇，脸也渐渐地变了色：“那你干嘛回来？蛮好跟着县长一块去开开荤。”

    小王听见佩佩的话中含着讥讽之意，又不知她为何跟自己生气，只得陪着笑脸道：“他们倒是拉我去的，可我想到你一个人在家也怪冷清的，就回来了。”

    “难为你这么费心！”佩佩挖苦道。

    等到小王吃完饭，孟四婶炒了一盘隔年的南瓜子。三个人围着灶脚磕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一直等到后半夜，还不见县长回来。孟四婶道：“县长这时候不回来，兴许今晚就不会回来了。一定是喝多了酒，在丈母娘家住下了。”佩佩笑道：“要我说，他们蛮好再打个电话到文工团，把那个白小娴也叫回来，来个一锅烩，岂不更好！”小王嘿嘿地笑着。孟四婶也抿嘴而笑，她偷偷地看了姚佩佩一眼，没有说话。

    到了第二天，谭县长还没回来。高乡长和几个乡干部也都不见了踪影。小王劝了半天，硬是把姚佩佩拉到工地上去了：“你就是去装装样子也好。”

    姚佩佩跟着几个媳妇、婆子挑了半天的土，累得腰酸背痛。佩佩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扁担刚刚挨到肩膀，她一缩脖子就滑了下来，一连三次都是如此，嘴里还说：“咦，我的肩膀怎么是滑的？”逗得村里的媳妇们笑成了一团。她们又让她去挖土，可任凭她怎样用力猛踩，那铁锹却是纹丝不动。最后，一个管事的妇女就把她派到堤岸上，和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发筹子。原来在农村干活，也要发筹子，每个人挑着土从河底爬上来，都要从老婆婆手里取一个竹筹，最后按筹子的多少计算工分。一看到那些涂着红漆的竹筹，姚佩佩心里一动，眼泪又下来了。

    老太太看见姚佩佩一个人独自流泪，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事。开始的时候又不好贸然相劝，等到中午歇工的时候，老太太去伙夫那领了一只白馒头，掰开一半递给她，这才说道：“闺女，凡事你要往宽处想。碰上过不去的事，心就要硬起来。心硬起来，没有什么事过不去。我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叫日本人打死了，一个死在朝鲜，剩下的一个几个月前也得病死了。你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唉，熬着呗。”

    说完，老婆子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姚佩佩又只得反过来劝她。

    到了下午，姚佩佩推说身上酸痛，死活不肯去工地了，一个人又悄悄地溜到家中，上了阁楼，倒在床上蒙头大睡。

    到了晚上，小王一回家，就嬉皮笑脸的对姚佩佩说：“咱们谭县长这回可真是乐不思蜀了呀。”

    佩佩笑道：“别说，这个成语用在这儿很贴切，看来你总算开窍了。”

    小王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上去很得意。过了一会儿，姚佩佩又道：“人家谭县长本来就是为了这门亲事而来，嘴上说来工地劳动，跟过去的皇帝亲耕一样，不过装装样子罢了。在丈母娘家热乎几天，也很平常，只是苦了我们两个。夹在当中，不尴不尬，碍手碍脚的。不如明天一早我们就回梅城去吧。”

    小王随口道：“你这么说县长，真是以怨报德。昨天下午，在去工地的路上，谭县长还专门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我说，佩佩怎么忽然头痛起来了，要不要去请个大夫替她瞧瞧。”

    姚佩佩听小王这么说，不知是真是假，低了头半天不作声，嘴上却道：“小王，你这个‘以怨报德’虽说用对了地方，却与事实不符。人家心心念念惦记着的是什么白呀黑的，咸呀淡的，哪里有心思管别人的死活！”小王见她不相信，就拍着胸脯发誓赌咒了一番，接着又道：“佩佩，我怎么觉得，县长有点怕你？”

    “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怕我做什么？我也不会一口吃了他。”

    “他倒不是怕你一个人。但凡年轻漂亮、妖里妖气的姑娘，他都怕。”说到这儿，一个人捂着嘴笑。姚佩佩在他身上拧了一把，正色道：“你这张小油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腔滑调的！”小王笑了一会，压低了声音道：“你难道没听说吗？咱们县长可是个有名的花痴呀。”

    姚佩佩眼珠子一转，忽然道：“等县长一回来，我就把你这句话告诉他。”

    小王吓得赶紧拽住姚佩佩的袖子，又摇又晃，连声求饶。姚佩佩罚他连叫三声姐姐，一声亲姐姐，小王只得依从。两个人正闹着，见孟四婶提着一只脚盆走进了厨房。孟四婶在脚盆里放了点热水，佩佩就坐在盆边脱鞋，同时推了小王一把：“你出去吧，我要洗脚了。”

    小王心里想，洗个脚还要把人赶出去，这是为何？又不是洗澡！刚走到门口，又被姚佩佩给叫住了：“你明天走不走？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小王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回过头来笑着对她说：“脚丫子长在你自己腿上，又没人用绳子拴着，你走好了。”说完扬长而去。

    第二天天不亮，姚佩佩一个人早早地起了床，一路打听着来到了普济汽车站，坐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了普济。

    6

    那天傍晚，夏庄的干部来到河堤上，请谭功达去喝酒。谭功达看见白小娴的家人也夹在其中，就有些不高兴，本想推托不去，可一想到白小娴，他的心又软了。自从今年正月他与小娴出了那档子事，谭功达一直觉得理亏心虚，在日记中大骂自己畜牲。好在白庭禹深明大义，从中斡旋，自己又一连给小娴写了六、七封悔过书，才哄得她回心转意，勉强与他恢复了来往。今见小娴的哥哥白小虎与未来的丈人、丈母娘都亲自来接，若是执意不去，日后在小娴的情面上也不好交待，想到这儿，便回过头去看了看高乡长：“麻子，你也一同去呗。”

    高麻子平时就贪杯，一听说夏庄的人请喝酒，眼睛都有些发直，巴不得也跟了去。听县长一吩咐，忙道：“同去同去。”

    说完，抖了抖身上的灰土，喜孜孜的搭着谭功达的肩膀，一路往夏庄去了。

    他们抵达夏庄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谭功达在那伙人的簇拥下绕过一片水塘，走进了一条狭窄的甬道。这条甬道极幽深，两边都是砖垒的高墙。到了尽处，忽见一座轩昂的旧式门楼，门前趴着一对石狮子，檐下挂着三只大灯笼，被风吹得直晃悠。

    走到院中，豁然开朗。只见檐廊曲折，亭阁处处。只是天色已晚，隐隐绰绰地看不太真切。谭功达笑道：“这个衙门倒是比县政府还要气派许多。”

    白小虎一听，赶紧趋步上前，在谭功达的耳边介绍说：“区区乡政府，哪有钱来盖这么大个园子，这原是夏庄首富薛举人的私家园林。当年薛祖彦因组织反清的蜩蛄会，被满门抄斩，这所房子多少年来一直空着。乡政府的房子又破又旧，如今正在大修，今年春天才搬到这里临时办公。”

    谭功达道：“乡政府的房子修好之后，你们仍旧搬回去。这个园子日后建个学校什么的，倒也合适。”

    “那是那是。”白小虎一面说着，一面从衣兜里掏出个本子来记录。

    说话间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一处精致的房舍前，四周花木荫翳，古树参天，旁边还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荷塘。听白小虎说，这处房子原先是薛举人赏雨的地方。几个人刚刚落了座，热气腾腾的菜肴就端上来了，白小虎就忙着给谭县长斟酒。

    谭功达因乡干部们“乡长乡长”地叫个不停，自己四下一望，并不见夏庄乡乡长孙长虹的半个人影，心中有些诧异，就随便问了一句：“你们这儿谁是乡长？”

    席间顿时安静下来，乡干部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作声。半晌，一个年纪稍长的老者朗声道：“我们夏庄乡如今是白副乡长在主持工作。孙乡长身体有病，下不来床，已经在家中躺了好几个月了。”

    谭功达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问道：“孙乡长得的是什么病？”

    “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谭功达忽然想起来，白小娴的父母第一次登门相亲的时候，她母亲曾提出让大儿子出来做官，被谭功达一口拒绝，为此双方闹得不欢而散。时隔半年多，白小虎居然已经在夏庄乡主持工作了！更为严重的是，乡干部的任免，要由县常委会决定，这么大的事，自己怎么连一点风声也没听到？谭功达转过身来，瞪着白小虎，道：“你的副乡长是什么时候任命的？”

    “今年春节过后，大概是二月中旬吧。”白小虎脸一红，嘴里支吾着。

    “谁给你的任命？”谭功达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眼见得谭功达当场就要发作，高麻子赶紧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衣袖，端起酒杯：“喝酒喝酒。”

    乡干部们也都纷纷举起酒杯：“喝酒喝酒。”

    谭功达强捺住心头的火气，将杯中的酒干了，看着满桌的酒菜，呆呆地发愣。太过分！太过分了！白庭禹你狗日的太过分了。席间，白小虎一连三次举起酒杯来给县长敬酒，谭功达只装看不见，像木雕泥塑一般僵在那儿，不理不睬。白小虎更是满面通红，手里端着那杯酒，喝不下去却也放不下来，不知如何是好。乡干部们也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手足无措。

    正在这时，小娴的妈妈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腰间系着一条围裙，早已从厨房赶了过来。她笑呵呵地走到谭功达身边，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劝道：“我们家小虎人老实，又没见过什么世面，如今抬举他做了个副乡长，也是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谭县长的信任。他有些不对的地方，还请谭县长多多教导。”

    高麻子见状，赶紧低声对谭功达道：“若是按我们当地的风俗，丈母娘给女婿敬酒，就算是天大的礼数了，这酒你不能不喝。”

    谭功达只得站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硬是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道了声谢，一饮而尽。那女人见谭功达脸色转缓，又用胳膊碰了碰他儿子，嘴里道：“县长你慢慢喝着，厨房那边还等着我去烧火呢。”说罢，一阵风似的走了。

    说来也奇怪，那妇人走了以后，不论是白小虎还是别的什么人，但凡有人向他敬酒，谭功达既不推辞也不答话，端起酒杯就喝，仿佛一心只想把自己灌醉。高麻子知道谭功达心中气恨交加，积郁难排，当着众人的面，又不便劝止，见他一连喝了十二三杯，不免有些替他担心。只见谭功达目光飘忽，人在椅子上晃晃悠悠，眼看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勉强捱了一会儿，谭功达再也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酒桌上，昏昏睡去。白小虎和高麻子两人赶紧将他扶起来，带他到附近的客房休息。刚走到外面，谭功达就对着花坛要呕吐，呕了半天又吐不出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将他扶到房中，安顿他睡下。小娴的妈妈听说姑爷醉了，早已替他从厨房端了一杯酽茶来，一伙人忙了半天，直到谭功达在床上发出均匀的鼾声，这才悄悄离去。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从床上醒来，见太阳已经升高了。又听得窗户外面人声鼎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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