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县长的婚事

    1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天，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屑公路上。道路的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和菖蒲，成群的鹭鸶掠水而飞；在公路的右侧，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像织锦一样铺向远处的地平线。一畦畦的芜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开着白色、紫色和幽蓝的花。

    谭功达神情阴郁，心事重重。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区域行政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枝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他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姚佩佩穿着一身咔叽布列宁装，原先的蓝色布料早已退了色。梳着羊角辫，长长的脖子上有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她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庭禹说着什么。她吃吃地笑着，柔软的腰肢扭来扭去，还不时朝窗外指指点点。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仙鹤？它们往那里飞？”姚佩佩问道。

    “傻孩子，那可不是什么仙鹤！那是鹭鸶和江鸥。”白庭禹纠正道。

    “那是什么？怎么还在动？”姚佩佩趴在白庭禹的肩头，伸手朝远处指了指。

    “噢，那是长江中的帆船。船身让高高的江堤挡住了，你只能看见帆尖在走。”

    “快看，花！哇，这么多的野花太美了！天蓝得就像要滴下染料来简直，简直就像世外桃源”姚佩佩不住地赞叹道。

    “怎么样？这一趟算没白跑吧？昨天通知你下乡，你还不愿意呢！”白庭禹得意地转过身来，笑了笑。

    “要照我说，风景虽好，毕竟美中不足。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谭功达若有所思，插话道。

    “您快说，还缺什么？”姚佩佩眨巴着她那漂亮的大眼睛，认真地看着县长。

    “比如说，烟囱”

    “烟囱？”

    “对，烟囱。”谭功达叹了一口气，道：“车开出梅城之后，我就没看到一个烟囱。这说明，我们县，还很落后！我去年参观苏联的集体农庄，那儿到处都是烟囱和高压输电线，真是壮观”

    谭功达这一说，白庭禹和姚佩佩全都也没有了刚才的兴致。佩佩的脸色也变得阴郁起来。除了单调的引擎声之外，吉普车上忽然变得一片沉寂。怎么搞的？他们一路上欢声笑语，怎么我一插话，他们全都不吭气了？谭功达只得将目光重新移向那张被他的铅笔戳得千疮百孔的地图。

    这一看，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在地图边沿的空白处，他用红铅笔写下了这样几个算术等式：

    44-19=25

    44-23=21

    22-19=3

    这几个等式，是刚才他在不知不觉中写下的。可为什么要写这些等式？每一个数字都表示什么意思呢？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一动不动的盯着这几个数字，仿佛不是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写下的，而是另外一个人希望通过这几个数字给他什么重要的启示。他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他盯着这组数字看了半天，眼前忽然猛的一亮，微微红了脸，自己笑了起来。荒唐！我这脑子，想到哪儿去了？他摇摇头，不禁回头瞥了佩佩一眼。车厢内有一股好闻的汽油味，当然，谭功达也不难从中嗅到姚秘书身上雪花膏静静的香气。这时，他看见姚佩佩用手扳了扳白庭禹的肩膀，问了这样一句话：

    “入、入入什么呀？”

    顺着姚秘书手指的方向，谭功达看见窗外不远处一户农舍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幅标语：

    现在不入，更待何时？

    白庭禹正要回答，谭功达早已很不耐烦地抢在前面，瓮声瓮气的答道：“还能入什么呀？当然是高级社喽”

    县长的语调颇有几分愠怒的火气。姚佩佩吓得吐了吐舌头，立刻不吱声了。接下来出现的一幅标语印证了县长的判断。它贴在一户农家猪圈的门上：

    单干可耻，入社光荣。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还有一幅标语，用白石灰刷在一排行将坍塌的土墙上，读起来多少有一点令人费解：

    农民有了钱，不去修犁头，却去买留声机，就会资产阶级化。

    “佩佩，你知道这个标语是谁的话吗？”白庭禹笑道。

    “是毛主席？”

    “不，是斯大林同志。”

    噢，原来是斯大林。我还以为是毛主席呢！看来，只要一天不学习，思想就会生锈，就会落后于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谭功达将那张地图折叠起来，这才发现，原来一直在磕碰他小腿肚子的并不是姚秘书的腿，而是当年他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只公文包，他小心地将地图放入公文包，然后嘟囔了一句：

    “车到哪儿了？”

    “前面不远，就到普济。”白庭禹道“要不要停一下，回家看看？”

    白庭禹这一说，司机小王就知趣地放慢了车速。

    “我看就不必了吧。”谭功达身体倚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水库那边，事情闹得正急，我们还是加紧赶路吧。”

    听他这么一说，姚佩佩就侧过身来，笑嘻嘻地抓过谭县长的一只胳膊，摇了摇，嗲声嗲气地说：“县长不回家倒也罢了，走了这么远的路，水也不曾喝一口，人家的肚子早就饿得直犯酸水了”

    这个姚佩佩，平常在县里做事，倒是细致周到，样样在行，只是说起话来莺莺燕燕，娇娇滴滴。还常喜欢在人身上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即便是对一县之长的谭功达也是如此，弄得他一腔浩然正气找不到个地方发泄。他曾多次严加训斥，可惜这傻孩子不仅毫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常常弄得人哭笑不得。要是提拔她当个科长什么的，倒也合适。佩佩呀佩佩，只是你那一嘴吴侬软语，一身千娇百媚，自己还像个孩子似的，如何去约束下属？

    “我看这样吧，”白庭禹接话道：“谭县长要学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可我们的肚子也实在饿得不行了。一路上尽嚼些压缩饼干，就像啃了黄沙煤屑一般。不如就在普济的烈士陵园那儿停一下，一来算是祭拜了先烈，二来也好找个地方吃口饭。”

    “要说这俩破车，不停也不行了。一路上老熄火，气缸烧得直冒白烟。”司机小王一边附和，一边通过反光镜察看谭功达的脸色。他见县长未表示反对，就开始减速刹车。

    吉普车停稳之后，小王从车上抄起一只铅桶，到路旁的沟渠边打水去了。白庭禹和姚佩佩也早已跳下车来。姚秘书一手揉着她那细细的腰肢，在马路边蹲了下来，看了看路边那一丛幽蓝色的花朵，随手摘下一朵，一边嗅着，一边走到白庭禹跟前，问他道：“这是什么花？这么漂亮！”

    “嗨！你看你，又在作孽！”白庭禹笑道：“这可不是什么野花，这是蚕豆！”

    等到谭功达从车上下来，三个人就一同穿过马路，朝对面的一间店铺走去。即便马路上没有过往的车辆，姚秘书还是用她那柔软的小手带住了谭功达的胳膊，惟恐他被车撞着。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谭功达呼吸着山野里清新的空气和她身上令人沉醉的芳香，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普济水库大坝建成发电，就给她安排个去处让她去独当一面。团县委早已人满为患妇联呢？那里倒是有一个副主任的位置空着，不过赵副县长几天前向自己推荐了县广播站的小朱。不如去县文工团！她肚子里倒也有些墨水，平时又爱唱唱跳跳，没准儿正合适。不过，白小娴也在文工团一想起白小娴，县长不由得脸红气喘，心里一下子就乱了。

    这样想着，他已随着白、姚二人走到了这家店铺的门口。

    门外的路槛边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卖唱的。老人是个瞎子，坐在一张竹凳上，拉着胡琴，嘴里胡乱地唱着普济一带流行的旧戏文。那女孩挨着他坐在地上，乌黑的大眼睛怯怯地打量着眼前的这几个陌生人。脚边搁着一支破铁罐，内有硬币数枚。店内光线阴暗，一张四仙桌靠墙放着，板凳上坐着一个白发老者，正伏在桌上酣睡。桌上放着一溜盛满茶水的玻璃杯，几只蜜蜂不知在什么地方嗡嗡地叫着。白庭禹推了他好几下，才把老头唤醒。

    “老伯，你这里有什么吃的？弄点出来充饥，吃完了我们还要急着赶路。”

    老人懒懒地睁开眼，瞅了瞅眼前的这几个人，道：“我这里只卖茶水，不卖吃的。”说完仍旧伏下要睡。

    “那就给我们下几碗面条也行，我们多付你钱。”姚佩佩说。

    没想到她一提起面条，老头忽然来了气，捉过桌上的一块抹布，擦了擦眼屎，冲着姚佩佩怒道：“面条？呸！面条，姑娘，你是哪路神仙光降，这时候还想吃面条？你去外面看看，树上的树皮恨不得都叫人拨下来吃光了，你倒还要吃面条？这都是合作化闹的，还他娘的要修水库！麦子长在地里，还没抽穗呢！”

    “那你说，”姚佩佩被他抢白了几句，也有点急了“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老人说着就咳嗽起来，咳嗽半天，就憋出一口浓痰来，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口痰不偏不倚，正好吐在姚佩佩的脚边，害得姚秘书跳起脚来躲闪。

    “那你们平常都吃些什么？”司机小王这会儿也来了，他扶着门框问道。

    “屌！”老头拍了拍自己的裤裆，吼道。

    一句话把白庭禹和小王都逗得笑了起来。姚佩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装听不见，转过身去，看墙上的那幅年画去了。

    “老郭，”谭功达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你也觉得这水库不该修么？”

    听到有人叫他老郭，这老头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朝谭功达看了一眼，脸色立即就发了灰，怔了半晌，满脸堆下笑来，大嘴一咧，连声道：“该修，该修，谁他娘的说不该修？这大坝一修，家家户户通了电灯，那该多好！我活了这把年纪，什么事没见过？可就是没见过电灯。大坝好！谭县长好！我怎么就没认出你来呢？合作化好！谭县长，原来是你们！你们几位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老头说完，就挪板凳、擦桌子，招呼这几个人坐下，一掀门帘，立即消失不见了。

    时候不大，老郭从蓝布帘子后面倒退着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还有一碟红糖，外加一碟小菜。

    “你们四个人，可我只有三个馒头。”老郭嘿嘿地笑着“不瞒你们说，这馒头还是上个月我做七十大寿时剩下的，一直没舍得吃，你们将就着分了吧。”

    谭功达拉过老郭一块坐下，边吃边聊。他问了问水库上的事，又问他一个人照看烈士陵园是不是忙得过来。老郭眨巴着他的小眼睛，字斟句酌地做了回答。两人正说着，只见姚佩佩指着那碟小菜道：“老伯，这是什么菜？怎么这么香？”

    老郭笑道：“姑娘，你这是笑话我穷呀！这哪是什么菜，这是我腌的柳芽。”说完仍是嘿嘿地笑。

    过了半晌，老郭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在谭功达的手背上拍了拍，郑重其事地问道：“谭县长，毛主席他老人家，近来身体可好？”

    一句话，问得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姚秘书紧抿着双唇，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偏偏司机小王煞有介事地接话道：“怎么不好？每天早上都去园子里打

    太极拳，吃饭香，睡觉甜，好着呢！”他这一说，害得姚佩佩再也忍不住了“噗”的一声，将嘴里的柳芽喷得满桌都是。一向不苟言笑的谭功达都跟着笑了起来。佩佩很少看见他笑。

    吃完了饭，白庭禹从口袋里摸出两元钱，递给老人：“这就算是饭钱吧，你可不要嫌少啊。”老头嘴里嚷嚷着，死活不要，可一只手就是捏着那钱不放，最后趁人不备赶紧塞到了裤子口袋里。

    一行人告辞而去。谭功达因听见门口那瞎子的戏文中唱到了母亲的名字，出门时不由得止住了脚步侧耳细听，心中颇有不悦。

    母亲秀米的生平事迹，在普济一带无人不知。省县的各级剧团早已将它改编成了三四个剧种，走村串巷，四处巡演，去年还被编入了小学课本。可这些事迹怎么到了卖艺的瞎子口中，不知不觉就变了味，令人有麦秀黍离之感。那瞎子所唱，文辞考究，曲调悲切婉转，想必另有所本，却不能不涉虚妄。谭功达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渐渐地，心中一股无名火起，却又不便发作。那四五岁的女孩，骨瘦如柴，头发蓬乱，和着曲调的节拍，用一支筷子敲着破铁罐，那一绺清鼻涕，吸进去又流出来。瞎子旁若无人地拉着胡琴，慢悠悠地唱道：

    见过你罗裳金簪，日月高华

    见过你豆蔻二八俊模样

    见过你白马高船走东洋

    见过你宴宾客，见过你办学堂

    到头来，风云黯淡人去楼空凄惨惨天地无光

    早知道，闺阁高卧好春景

    又何必，六出祁山枉断肠

    如今我，负得盲翁琴和鼓

    说不尽，空梁燕泥梦一场

    谭功达心中凛然一震，鼻子发酸，竟然流下泪来。如同突然坠入深不可测的梦境之中，怎么也挪不开步子。他抬头看了看那个瞎子，又看了看那女孩。他的目光越过烈士陵园的森森翠柏和高耸的纪念塔，看见瓦蓝瓦蓝的天空中白云堆积，一群小学生正排着队，在纪念塔下唱歌。那歌声随着微风一阵阵地飘过来，他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

    司机小王在马路对面不停地按着喇叭。谭功达一边过马路，一边玩味着瞎子戏文中“闺阁高卧”和“六出祁山”的出典和寓意，心里七上八下。这戏文仿佛是特地为他写的，让人意气顿消，萎靡不振。

    到了车前，他听见姚秘书和白庭禹两人还在谈论着刚才的事，姚秘书笑得直喘气：“那老头，还以为我们和毛主席住在一个大院里呢！”

    白庭禹正色道：“小姚，你可别笑老郭傻。那老头，精着呢！他前面说了一大通儿合作化的坏话，心里不踏实，就找个法子逗我们开开心罢了。”

    谭功达接话道：“你们这些从大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可比不得我们这些苦出身。那些农民，看似木讷呆板，实则是天生的哲学家和外交家。他们心中的花花肠子一点也不比你我少。什么时候我们小看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可不是！”白庭禹笑着转过身来，对谭功达道“老谭，你要是喜欢听戏，明天回到梅城，让文工团的白小娴专门给您演一场不就得了。”

    姚秘书道：“白县长，老听你小娴小娴的，这个白小娴是谁呀？”

    白庭禹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他白了她一眼，又看了看谭功达，对小王吩咐道：“时候不早了，开车。”

    那吉普车就开足了马力，卷起一股漫天的尘土和煤屑，朝水库大坝的方向疾驶而去。

    2

    普济水库原是谭功达提议修建的。1935年，燕京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几个学生和他们的教授美国人罗伯特曾来到普济，做过一年多的水文调查和地质勘探，画出了详细的施工图纸，并在两年后给南京的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可行性论证报告，后因卢沟桥事件爆发，此事遂被搁置起来。

    自从谭功达提出这个议案之后，大会小会开过十多次，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在异想天开。尤其是主管工业和水利的副县长赵焕章，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眼下连年饥荒，县财政入不敷出。刚刚上马的铜管厂、水泥厂都濒临倒闭。河道要疏浚，灾民要救济，军烈属要抚恤，学校要新建，教师要工资。这大坝一修，少不得要淹掉几个村庄，移民安置费从哪里来？他这么一说，县政府大小官员同声相应，把谭功达脸都气歪了。

    他私下里还问过姚秘书。不赞成倒也罢了，这小妞还尽拿一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来打趣他：“呦，谭县长，您随农业代表团去了一趟高加索，见识了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电灯电话，回来就逼着我们修大坝发电，您若是去了圣彼得堡，还不得让我们去修克里姆林宫呀。”

    谭功达被她的一番话噎得牙咬切齿，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掐住她那娇嫩细长的脖子来解气。不过，转念一想，又隐隐觉得这个小妮子颇不平常。毕竟是从大上海来的有文化的青年，她竟然也知道克林姆林宫在列宁格勒，而且还知道列宁格勒原来叫作圣彼得堡，看起来她似乎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么傻。

    他又去把那通讯员出身、现任县办公室主任的钱大钧找来问话。钱大钧过去常年跟着他打游击，一直伴随左右，人前叫他谭县长，人后叫他谭大哥，是谭功达惟一可以无话不谈的心腹知己。不料，谭功达说起建筑大坝之事，钱大钧略一沉吟，便用那“掏心窝子的话”好心规劝道：

    “旧社会做官的人，只图地方太平无事。若遇紧急，能拖就拖，能混则混；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如果硬是蒙混不过去了，火烧到眉毛，也只是拆那东墙补那西墙；移那桃花接那梨木；引那北江之水灭那南山之火。只为得保住头上乌纱，为官一任，白银千两，任期一满自顾升迁。管他冬夏春秋，冷热温凉。现如今，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就眼前这些鸡零狗碎，焦头烂额之事都不惶应付，何苦无风兴浪，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水库大坝我是外行，却也知道那不是一个便宜的买卖。伤筋动骨，吉凶难测，万一弄出个三长两短，只怕是不好收场”

    一席话说得谭功达站起来又坐下去，坐下去又站起来，欲申斥，又无言。没等大钧把话说完，他就把桌子一拍，一声不吭，径自走了。出了门，这才在走廊里骂道：“呸！我还当你是个智囊，却原来也是一个獐头鼠目之辈。”

    最后，他只得向他的老上级，住在鹤壁的老虎求援。老虎原名聂凤至，家在庆港，曾跟着他父亲宝琛，在陆家帮佣多年。谭功达刚参加新四军的时候，老虎已经是挺进中队的一个团长了。1926年，席卷梅城一带的大饥荒中，老虎扛着一袋大米，踏着深深的积雪，星夜来到普济，救了一村人的性命。这件事，老虎多少年来一直津津乐道：“你母亲直到去世之前，也没有弄清楚那袋大米究竟是哪儿来的。”

    对于在普济修建大坝一事，聂凤至起先也极感踌躇，禁不住谭功达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得说：“你要的钱，地委只能替你出一半，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工程技术方面我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不过老弟，这长江之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凡事可缓不可急。万一弄他个坝塌堤崩，水淹七军，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你可不能指望我再来帮你擦这烂屁股。”

    吉普车驰进水库大坝，山路也变得陡峭险峻起来。山上的猕猴跳下来挡道，司机小王左躲右闪，颠得姚佩佩一路大呼小叫。可白庭禹照样一路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汽车进入一片茂密的山林，谭功达看着身边直呕酸水、脸色惨白的姚佩佩，又看了看村舍上空那一轮恹恹西沉的红日，眼前突然浮现出家家户户花放千树、灯火通明的美好蓝图来。想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桃源盛景，他的目光飘忽不定，渐渐的游离出一片恍恍惚惚的虚光来。

    姚佩佩嗔道：“县长，我的头上被撞出了好几个大包，不信你摸摸。”说着就歪过头来，让县长查验。可谭功达根本没听见她说什么。佩佩见县长目光痴呆，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贾宝玉一个模样，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就推了推他，低声说：“县长，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谭功达经她这么一推，就听得前面隐隐约约传来一片哭喊之声。

    吉普车刚刚在地上停稳，一伙披麻戴孝的农民呼拉一下围了过来。他们不顾民兵的阻拦，向潮水一般把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谭功达他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打开车门，刚一下车，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早已被数不清的扁担和竹杠敲得粉碎。当地的几个乡干部眼见着县长驾到，想控制一下局面，也早已被人群冲散。幸亏几个身背钢枪的武装民兵拉出一道人墙，谭功达才得到片刻的喘息之机。

    他早晨在电话中只听说大坝出了事，可没想到聚集了这么多人。谭功达对夏庄一带彪悍的民风早有耳闻，没料到居民如此蛮横。他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这样的场面，倒是第一次遇到，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姚秘书，起先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皮鞋，还满地去找另一只，被人群一冲，连手里的一只也顿时不见了踪影。她使劲地抬起脖子，而谭功达的一支胳膊正抵着她的后脊梁。他的骨头还真硬！不知不觉中，她的双脚也已离开了地，随着人潮飘移沉浮。正在这时，她突然看见脑袋顶上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家伙，不知是什么玩意，可等它到了近处，就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是一口红漆大棺材。姚佩佩躲躲闪闪，最后很自然地依偎在了谭功达的怀里。她的头晕乎乎的。忽然，她听得人群中有人高声叫喊：“让那个狗日的县长出来说话！”心里不由得替谭功达捏了把汗。

    她看见白庭禹副县长在司机小王的护卫之下，身先士卒，已成功地爬到了吉普车的顶盖上。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铁皮喇叭，要对百姓们训话，来它一个长坂坡一吼，喝退百万雄兵：“大家不要闹，我是”

    他一句话没说完，只听得“啪”的一声，一枚石头打中了他手里的喇叭。白庭禹干笑了一声，似乎不以为意，清了清喉咙，高声叫道：“大家不要闹，我是白副县长”

    人群中有人高叫：“打的就是你个狗县长！”话音刚落，第二块石头疾飞而来，不偏不倚，正中白庭禹的下颏。白县长只得丢了喇叭来护他的下巴，双腿一软，从吉普车上滑了下来，捂着嘴嗷嗷地怪叫着，吐出一口鲜血来。

    这时姚佩佩已经无可奈何地蜷缩在谭功达的怀里。谭功达感到佩佩一头秀发已经拂到了他的脸。佩佩。佩佩。我可不是故意的。她脖子里的汗味竟然也是香的。她的唇齿间水果糖橐橐有声。难道她在吃糖吗？佩佩，都什么时候了，难道你还有心思吃糖吗？谭功达拼命地试图与他的下属保持一点距离，折腾了半天，最后只得放弃挣扎，听之任之了。她的身体竟然这么柔软！浓浓的糖果的芳香似乎不是来自于糖块本身，而是直接来源于她的唇齿，她的发丛，她的身体不远处一个武装民兵，手抱一杆枪被人群挤得原地在打转。谭功达的心怦怦地跳着，汗水早已将衬衫浸得透湿。眼看局面就要失去控制，谭功达忽然怪笑了一下，低声对那个民兵说：

    “你他娘的手里拿的是什么？”

    “报告首长，是枪。”

    “废话！”谭功达骂道“枪里有子弹没有？”

    “有。”

    “那你会不会放枪？”

    “会。”

    “那你他妈的还愣着干什么？打呀！”

    “朝朝朝，朝哪儿打”

    “这个我不管。”

    那个民兵脸色惨白，他艰难地转过身来，似乎想弄清楚首长的真正意图，可哪里还找得到谭功达的半个影子？那民兵也顾不得许多了，只见他“唰”的一声拉开了枪栓，举起那只半自动，朝天就是一枪。

    枪声一响，空气似乎一下子被收紧了，四下里顿时鸦雀无声。那民兵一看这一招果然有用，索性将手中的枪横着端了起来。其他的民兵也朝他聚拢过来，枪口向外，子弹上膛。人群开始有了些松动，推推搡搡的，向四周缓缓退却。百姓中有一个胆大的，直着嗓子叫道：“大家不用怕，共产党的枪不杀老百姓”他这一叫，人群退得更快。不一会儿的功夫，棺材前就腾出了一大块空地。谭功达见时机已到，一猫腰，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他整了整衣领，人们以为他要说话，谁知他竟然皱着眉头绕着那口棺材，踱起步来，差不多走了两个来回，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

    “夏庄乡乡长孙长虹在哪里？”

    半晌，一个披麻戴孝的中年汉子躬着身子走到近前，垂手而立。谭功达看也不看他，大手一挥，对身边的几个民兵道：“绑了！”

    随后，他又问：“普济乡乡长高麻子在哪里？”

    一个五短身材的人快步走到谭功达面前，抬头对谭功达挤眉弄眼：“哎哎哎，伙计，不管我的事，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谭功达没等他把话说完，照例喝道：“绑了。”

    姚佩佩仔细一看，这个姓高的乡长脸上果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坑坑。

    “谁家死了人？”

    人群中立刻走出来四五个人来，身上披着白洋布和麻袋片，为首的一个长者走到谭功达身边，一个劲地作起揖来。

    “老人家，死者是你们家什么人？”谭功达问他。

    这时，站在老头身后的一个年轻妇女突然一把推开老头，将脖子一扭，大声道：“那死鬼是我短命的丈夫，怎么着？”

    姚佩佩与这个女人一打照面，就知道她是个厉害的角色。谭功达打量了她一眼，语调明显地变得温和起来：“怎么死的？”

    “死都死了，你还问这些鸟事干什么？”那妇人说。人群中一阵哄笑。旁边的一个老婆子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上前道：“死者是我的儿子。名叫王德彪。前日里大坝闹事，争执不下，人群推挤，我的儿脚底一个不留神，跌下山崖，摔死了。”

    “你们几个人留下说话，其他的都散了吧。”谭功达说。

    “大家都散了吧。”白庭禹跟着嚷嚷道。他的腮帮子早已肿起了一个大鼓包。

    谭功达这才回过头来，看了看刚才那个鸣枪示警的民兵，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道：“干得好！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3

    白庭禹的老家就在离水库不远的夏庄，第二天又是清明节，在处理完水库大坝的械斗事件之后，他就提出回老家待几天。

    此前，在大坝附近的工棚里开了一个干部会。在如何发落孙长虹、高麻子这件事上谭功达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水库上的事情闹得这么大，完全是当地乡干部采用绥靖政策，姑息迁就的结果。高麻子倒也罢了，这个孙长虹应当就地免职。他本来就对修水库一事阳奉阴违，因为死者是他的外甥，他就蓄意偏袒，甚至带头闹事，故意制造事端，其险恶用心路人皆知”

    白庭禹表示，他完全赞同谭县长的意见。可说到后来，却是完全的不同意，至少在姚佩佩看来是如此。“这么点小事，夏庄、普济两乡的干部，本来完全有能力平息，根本用不着惊动县委。死个把人算什么？你们就惊慌失措，应对失当，终于酿成事端。若不是谭县长巧施苦肉计，挥泪斩马谡，这事如何收场？谭县长这么做，是基于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当真要撤你们的职！哪天不死人？死个把人，慌什么？你二人只有吸取教训，戴罪立功，方不辜负谭县长的一番苦心。”他这么一番话，当地乡、村大小干部立即随声附和，事情最终不了了之。谭功达正要发作，只见坐在一旁的姚佩佩不断地给他使眼色。他转念一想，在县委各级领导班子中，只有这个白庭禹还时常支持他，因此只能强忍下这口恶气，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听说白副县长要回家看看，孙长虹立即让手下套上一辆驴车，在车座上铺了一床锦缎棉被，亲自赶车护送白庭禹回夏庄去了。谭功达他们几个仍旧坐上吉普车连夜赶回县城。

    高麻子嬉皮笑脸，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一路与谭功达说笑。佩佩本能地觉得，这个满脸大麻子的乡长与县长的关系颇不一般。一直将他们送出了十多里，高麻子这才下车作别。最后，又将一大篓子新摘的杨梅悄悄地交代给司机小王。

    高麻子刚走，天空滚过几道闷雷，大树晃动，忽然下起雨来。谭功达满脸不高兴地对坐在身边的姚秘书道：“哎，刚才开会时，你怎么老是朝我使眼色？什么意思？”

    “我？”姚佩佩一脸无辜，吃惊道：“我何曾对你使眼色？要说眨巴几下眼睛，或许是有的，您误会了。要么是困了，要么是眼里进了灰”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的脸。雨水落在到路边的棉花地里，沙沙的雨声连成了一片。小王抱怨说，吉普车的挡风玻璃碎了，雨水淋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加上车灯又暗，车窗外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这辆车在电闪雷鸣中老是熄火，走走停停，弄得谭功达心绪极坏。白天活蹦乱跳的姚佩佩这会儿也有点发蔫。谭功达故意找出一些话来逗他，她也假装没听见，不予理睬。

    谭功达没话找话道：“我说要修大坝，你们都还不赞成。要是有了电，这公路两边都装了电线杆，再按上路灯，我们还用得着这么抓瞎么？”

    姚佩佩仍然没有接话。可我觉得黑暗挺好。只有在黑暗中，我才觉得自已是个人。谭功达颇觉无趣，最后，他只得直截了当地问道：“姚秘书，你睡着了吗？”

    “没有。”黑暗中，姚秘书答道。

    “你嘴里是不是在吃什么东西？”

    “糖。”

    姚佩佩张开嘴，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用舌尖托出一片扁扁的水果糖片来。可惜，谭功达什么也看不见。

    “您要不要吃一块？”姚秘书问他。

    谭功达没说要，也没说不要。佩佩从衣兜里摸出一支小锡盒，打开它，碰了碰县长的胳膊。谭功达犹豫了一下，将手在灯芯绒坐垫上用力擦了擦，从锡盒里捡出一枚糖块，塞到了嘴里。姚佩佩说，这糖果是她姨妈托人带给她的。

    “听你说过，你的姨妈好像在上海，是吧？”

    “不，她在香港。”

    “你爹妈也在香港么？”

    “不在。”

    “他们在——”

    “他们哪儿都不在。”

    姚佩佩嗓子喑哑地说。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照亮了她的脸。谭功达吃惊的发现姚佩佩那惨白的脸上竟然满是泪水。在黑暗中，姚佩佩齉着鼻子道：“这车的帆布顶棚漏雨，弄得我满脸满头都是水。”

    他用舌头裹动着那枚糖果，听着它在牙齿间留下的清脆的声响，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佩佩，到了晚上，完全就变了一个人。她就像传说中的两条青白巨蟒，到了中秋之夜，喝了雄黄酒，立即就现了原形，幻化出两条肥胖的蛇来。

    “在梅城的这个亲戚是你什么人？”

    “姑妈。”

    “没想到，”谭功达想了想说：“你的社会关系还挺复杂的么！”

    就在这时，司机小王一个急刹车，只听“吱”的一声，吉普车在马路上横了过来，差一点翻在路边的水沟里。借着微弱的车灯的灯光，谭功达看见不远处的马路中间，停着几辆三轮

    摩托车，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个黑影正朝他们挥着手，另外几个人手里拿着电筒，身披雨衣，正快步朝他们走来。一个身背卡宾枪的人面容忧郁，将脑袋从车窗里伸进来，举起手电筒，朝他们晃了晃，低声命令道：

    “证件！”

    谭功达将自己的证件掏出来递给姚秘书，姚佩佩将它交给那个人。他用手电照着看了看，嘴里道：“嗬，还是个县长呢！”随后，他大概是看见了前车座上的那一篓子杨梅，随手捡起一粒，放在嘴里，一边吃，一边怪笑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姚佩佩看，末了道：“我们是省公安机关的，正在奉命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你，为什么哭？”

    姚秘书吓了一跳，嘟囔着解释说，是吉普车的顶棚漏雨。为了证明自己刚才没有哭，她还勉强咧开嘴笑了一下。那人又用手电筒照了照谭功达的脸，似乎完全不把这个县长放在眼里：

    “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做界牌的地方？”

    “不知道！”

    谭功达的声音表明，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满脸发红，眼睛布满了血丝，伸手在腰间乱摸起来，就摸到了姚佩佩的一只手。他在乱摸什么？难道是摸枪吗？佩佩赶紧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袖子，还抓住他的手使劲地捏了一下，暗示他不要激动。

    姚佩佩和小王都赶紧发誓赌咒，说他们从未听说过“界牌”这个地方。那人肩上的卡宾枪管碰在吉普车的车门上铛铛直响。

    “那好吧，再见。”那人笑了一下，伸手从竹篓里抓了一把杨梅，将门“嘭”地一声关上了。

    吉普车开出去很远了，姚佩佩还是哆哆嗦嗦地浑身发抖，她的牙齿咬得咯咯响。谭功达关切地问她，是打摆子了还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佩佩缩了缩身体，心烦意乱地说：“我挺好，没什么事。”谭功达用手背碰了碰她的前额，凉阴阴的，没见有什么热度，也就放了心。她不时地回过身去，朝身后张望。她的神经系统太脆弱了。得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谈谈。在上海的时候，她或许受过什么刺激说起父母她就忍不住流泪，不知是什么缘故？刚才那几个陌生人怎么会把她吓成这样？我得找个时间和她好好谈谈。为了松弛一下她的神经，谭功达竟然一反常态，与佩佩开起玩笑来：“我说你在工地上朝我挤眉弄眼，你还不承认，可刚才是谁拽我袖子来着？”

    姚佩佩没有吱声。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呛鼻的汽油味。窗外的雨变小了，司机小王显然在加速赶路。半晌，姚佩佩用胳膊碰了碰他，低声道：“刚才那个人打开车门查你证件的时候，你注意到他的脸了么？”

    “没怎么留意，”谭功达道“他的脸怎么了？”

    “他没眉毛。”姚佩佩说。

    谭功达知道她又在疑神疑鬼了。

    “他的嘴唇上好像涂着厚厚的口红，脸上还抹了一层胭脂和粉霜，让雨一淋，一塌糊涂”过了一会儿，姚佩佩又说道。

    “好端端的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在脸上涂脂抹粉？那不成了唱戏的了？”谭功达笑道。

    “要我说，刚才我们遇见的那几位，根本不是人。”

    “那他们是什么？”

    “鬼呀。”

    司机小王听她这么说，也吓得浑身一激灵，侧过头来，对佩佩道：“姚秘书，你可不要吓我，把我吓得肝胆相照。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鬼。”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姚佩佩自语道“梦见阎王爷在清明节派鬼来捉我，为首的小鬼和刚才那人长得一模一样。界牌那个地方遍地丘壑，似乎也是梦中见过。”

    谭功达哈哈大笑：“你没听那人说吗？他们正在奉命追捕一名重要的案犯。”

    “他们该不会就是来抓我的吧？”

    “你又没犯什么罪，人家抓你做什么？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犯罪？”

    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他浑身上下乱摸了一气，似乎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随后，他又从脚边拿过那只公文包来，在里边乱翻了一通。姚佩佩问他找什么东西，他也不说话，过了半天，他一面吩咐小王停车，一面对姚佩佩道：“佩佩，你身上可带着纸？”

    “这会儿你要纸干什么？黑灯瞎火的。”

    谭功达嘿嘿的干笑了几声，不好意思地说：“我说的是草纸”

    小王和姚秘书全都明白了，原来县长是要解手。

    “前面不远就是梅城了，谭县长，您是不是先忍一忍。”小王建议道。

    “这离县城还有多长时间？”

    “最多也就是二十来分钟吧。”

    “不行不行，”谭功达脸都红了“二十多分钟，怕是憋不住”

    小王只得停下车来，对姚佩佩说：“姚秘书，你身上有纸么？”

    这时的姚秘书已经将身上的口袋都翻了个遍，最后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绣花的手帕来，两边看了看，递给谭功达，笑道：“县长，实话跟您说吧，我不是舍不得这块手帕是我用过的，你要是不嫌脏，就凑合着使吧。”谭功达一把从佩佩手中夺过手帕，推开车门，说了句“我去去就来”就窜下车去，立刻不见了踪影。姚秘书将手伸出窗外试了试，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司机小王从怀里掏出一支卷烟来，点着了火，胳膊靠在方向盘上，悠悠的吸着，与姚秘书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小王是安徽滁州人，原来是华野的一名汽车兵，大军渡江之后，就留在了江南。姚秘书听到滁州这两个字，就说起了那一带的掌故风物，可惜小王既不知道欧阳修，也没听说过醉翁亭。姚秘书问他想不想家？为何不调回老家去工作？小王说：“要说梅城这地界，离滁州倒也不远，假如铁路修通了，也就是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她又问他成亲了没有。小王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你看县长都四十出头了，还没成家，我哪好意思强人所难啊？”

    姚秘书见小王用的成语全都不对头，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弄得小王莫名其妙。她又问，谭县长既然已这么大年纪，怎么也没说个人家？“他倒是一点也不着急嘛！”

    “嗨，怎么不急？你知道县长为什么不肯在普济过夜，连夜赶回梅城？就是为了明天一大早要去相亲呢！”小王道。

    两个人正说着，谭功达就回来了，嘴里自言自语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小王，开车。”

    走了不多久，谭功达将一块软绵绵的东西悄悄地塞到姚秘书的手上。姚佩佩一看，是自己送给他的那块绣花手绢。

    “怎么，你没用？”姚佩佩一脸不解地问道。

    “这么好的东西，我想来想去还是有些舍不得。”

    他们几个人回到县委大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是一点多了。厨子老张和县办公室主任钱大钧都在食堂等着。钱大钧嘴里叼着一只烟斗，也帮着替他们打水洗脸。他说，听说县长要回来，老张早已把饭菜准备了。热了凉，凉了热，一直忙到现在。厨子也不说话，只是呵呵地笑着，招呼大家赶紧吃饭。谭功达与钱大钧一见面，两人就站在墙角边说起大坝的事来。末了，姚佩佩听见钱大钧附在县长耳边小声说：

    “我这回又给你弄了个人来”

    姚秘书端坐在餐桌前，看着那一大盆白菜炖肉，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可嘴里一点胃口也没有。她又朝谭功达看了一眼，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他把手帕还给了我，那么他刚才在外面解手，用什么来擦屁股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4

    三、四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谭功达记得那是除夕的前一天，他和白庭禹去棋盘街梅城公共澡堂去洗澡。天空抛抛洒洒地落着雪珠，浴室门外的队排得很长。好不容易排到窗口，那扇小木门“啪”的一声就关上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冷冷地喊道：“饺子煮不下了，你们等会儿吧。”

    “什么饺子煮不下了”谭功达不解地问。

    白庭禹笑道：“在公共浴池里洗澡，就好比下饺子。她的意思是说，浴池里人满了。不要紧，我去想想办法。”

    说完，白庭禹赶紧从边门绕进去，找浴室的负责人通融去了。时候不大，那扇窗户又开了。谭功达看见那女孩梳着羊角辫，脸上稚气未脱，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绿色的围巾。她从谭功达手里一把抓过钱去，很不耐烦地将两枚系着红穗带的竹筹朝他扔了过来。有一枚筹子在窗沿上蹦了两蹦就落在了雪地上，谭功达只得弯下腰满地去找。他娘的！这小妮子岁数不大，脾气倒也不小！谭功达又朝她看了一眼，可小木门已经关上了。

    一看浴池满了，排队的人群立刻就骚动不安，秩序大乱。好几只手从谭功达的头顶伸了过去，用力拍打着木门，嘴里骂骂咧咧。那梳着羊角辫的女孩也不含糊“呼啦”一下又将门打开，冲着窗口的众人叫道：“你们敲什么敲？要实在等不及，隔壁的女宾部人倒是不多，你们去那儿一锅煮吧。”她这一叫，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喧笑。谭功达见这个女孩如此张狂，不由得怒火中烧，正待教训她几句，却隐隐瞅见这姑娘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似有泪珠抛落。就在这时，白庭禹已经回来了：“老谭，你还愣着干什么，走啊！”两个人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就听到门口一片吵嚷之声。一个胖胖的汉子跳着脚，在售票口高声叫骂。围观的群众拢着袖子，远远的站在一旁观望。浴室的经理，一个中年女人正在那儿好言劝解：“这位同志，我们的员工态度不好，自然要严肃处理，可您也不能张口就骂人呀！”那大胖子道：“骂人怎么了？我骂她一句，她也不能用梳子来划我的脸呀，你瞧瞧我，好好的这张脸，划出这么长的齿印，破了相，落了疤，叫我到哪儿去找媳妇？不行！得叫她赔。”

    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胖子，你也别闹了。二一添作五，干脆，就让那姑娘嫁给你做老婆，这不就结了么！”又是一阵大笑。谭功达听说那姑娘用梳子划伤了人家的脸，就想凑上前去问个究竟。白庭禹拽了拽他，道：“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你县长该管的？咱们找地儿喝两盅去。”

    这是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第一次照面。不过，他很快就把她忘了。

    这年春末的一天，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之中，随手翻看着桌上的那本唐诗三百首。说来也奇怪，他一翻就翻到了这样的句子：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

    眼前忽然又浮现出那张愤怒、悲伤而又充满稚气的脸来。窗外蜂飞蝶舞，柳絮满天。街上的梧桐早已绿了，风一吹，桐花伴着柳絮，飘飘荡荡，依依而飞。谭功达呆呆地望着那两句诗，可那姑娘的样子，他已经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眼下天气一天天转暖，梅城浴室眼看就要关门歇业，不如趁此闲暇去那儿好好洗个澡。想到这儿，就一个人走下楼来，骑上一辆自行车，朝棋盘街一路而去。

    浴室门口空空荡荡。卖筹子的窗口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正在那儿打盹。谭功达左看右看，已不见那姑娘的人影。那老头还认得他是县长，当即堆下笑来，忙不迭的从桌上抓起一包烟来，双手递了过去。谭功达打开自己的烟盒，递给老头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两个人就隔着窗户说起话来。

    老头道：“那小妮子叫个啥名字，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她是从上海来的。这孩子说起来也挺可怜的，大概是刚解放的那一年吧，不知怎么，小小年纪，一个人从上海来到梅城，来投奔她的一个什么亲戚。是姑妈，还是姨妈，我就说不准了。这孩子疯起来，没大没小；可一旦不高兴了，能几天不理人。待人倒也厚道有礼。没事的时候，常见她一个人缩在墙角发呆。我们经理老想套她话，可她什么也不说。据说她在梅城的那个亲戚起先对她也挺好，后来不知怎的，那亲戚就嫌恶起她来了。这也难怪，这些年粮食这么紧张，多个人口吃饭，搁在谁身上谁都不愿意。到了去年冬天，那姑妈姨妈的就渐渐不愿意让她住了。说得好听是让她自食其力，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扫地出门了。那姑娘年前就提着一个包裹，从亲戚家出来，找到我们经理说，她能不能不要工资，只求浴室让她有个落脚的地方，经理因她是个临时工，连户口也没落上，如何能让她落脚，就硬起心肠把她辞退了。”

    “那女孩后来回上海去了吗？”谭功达问道。

    “不曾。”老头将嘴里的烟丝吐出来，又喝了口水，接着说：“她没走，还在梅城。我听说，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好像是在西津渡的红星旅社当清洁工。那个旅社，生意虽不太好，可有的是空床位，可以管她住。”

    谭功达一听见“红星旅社”这几个字，心头猛的一紧。这西津渡一带，原来是梅城妓院的集中之地。大小妓馆二十多家，红星旅社的前身正是赫赫有名的“西津渡四大肉铺”之一的秀枕楼。虽说解放后妓院的老板和为首的几个鸨母都被抓了起来，妓女们也大都被送去改造了，可那些梳头女、娘姨、跟班、仆役地痞、流氓打手也蚁聚一处。暗娼出没，风化案时有所闻，秽腥肮脏之气尚未褪尽。前不久，县保卫部还在那儿破获了一宗私贩烟土的大案。那姑娘人生地疏，落到那样一个龌龊之地，谭功达不免有些替她担忧。心里这样想着，忽听得那老头道：“县长要不要先到池子里泡一泡？待会儿我就来替你修脚搓背。”

    谭功达从梅城浴室出来，回到县委大院，就派人将县委办公室主任钱大钧叫了来。谭功达将这个女孩的事对他约略说了说，吩咐他赶紧带几个人去西津渡的红星旅社查访一番。末了，又特地嘱咐道：“这女孩是我的一个亲戚。你不一定要惊动他们，只需了解一下大致的情况，我们再作计较。”

    “好说好说。我这就去办。”钱大钧呵呵的笑着，领命而去，心里却道：这老谭，怎么忽然也怜香惜玉起来了？正如老话所说，一洼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

    天快黑的时候，钱大钧才从西津渡回来：“嗨，什么红星旅社！我把那旅社的各色人等喊到一起问话，问了半天都说没这个人。我只能沿着那西津古街一路明察暗访，最后在一个卖绒线的铺子里找到了她。”

    谭功达听说那女孩去了绒线铺，心里倒也踏实了不少：“她在那里怎样？”

    “我已经给你弄来了。就在外面走廊上站着呢。不如，你直接去问她？”

    这个钱大钧，做起事情来就是容易过火，你交代他三分事，他不做出十分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常常错误地理解领导的意图，还自以为得意。赵副县长为此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过犹不及”看来一点都不错。听他说已经把人给“弄”了来，谭功达的心里暗暗叫苦，只得让他把人领进来。

    姚佩佩这一回脖子上换了一条红围巾。时令已是春末，她还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进了门，就满屋子东瞅西看，手里还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谭功达问她，包袱里装的是什么，姚佩佩这才瞥了他一眼，道：“行李呀！”

    “你，你怎么把行李都拿来了？”

    姚佩佩诧异道：“钱大哥叫我带上的呀，他让我收拾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余一概不要问。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在绒线铺做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还没来得及跟他们算呢。”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钱大钧。当着这女孩的面，又不便责怪他。那钱大钧正坐在办公桌前，翘着二郎腿，用一把裁纸刀削着指甲，笑道：“谭县长，这姑娘大老远来到咱们梅城县，姑妈又不愿意收留，我想她人生地不熟，窝在西津渡那么一个烂地方，时间一长，也不是事儿，我就自作主张把她给带来了，咱不妨替她在县里谋个出身，日后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谭功达气得脸色发白，心中后悔这事不该让钱大钧插手。不过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来和姚佩佩说话。谭功达照例问了问她的姓名，年龄，乡籍，识不识字，对方出于礼貌，一一作答。话语简静，绝不多吐露半个字。谭功达又问起她父母，姚佩佩紧抿双唇，一声不吭。末了，谭功达对钱大钧道：“大钧，今天晚上你打算将她安顿在哪儿？”

    “这好办，就先住我家。”钱大钧满不在乎地说“我家有一间屋子是空着，刚才已经托人给我老婆带了信，让她收拾床铺去了。”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钱大钧满头大汗地跑来了。一进门就将谭功达的茶杯端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他摸了一下嘴唇，气喘吁吁地对谭功达道：“事情不太妙。”

    谭功达知道他说话爱夸张，倒也不怎么着急，便问他什么事情不太妙。钱大钧说，他今天一大早就去和县里的各个部门商量落实姚佩佩工作一事，他去了民政局，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业办，妇联，学校、

    医院、幼儿园、甚至是机关的食堂，可都推脱不缺人：“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人是你带来的，这个我不管。”谭功达气呼呼地站起来，收拾起桌上凌乱的文件，准备下班回家。

    “我倒有个主意”

    谭功达正色道：“钱主任，谁不知道你主意多，凡事大包大揽？”

    钱大钧道：“我琢磨着，既然一时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地方，不如干脆就让她跟您当秘书得了。”

    “我可不用她伺候！”谭功达一听火就上来了“你要是需要秘书，只管自己安排，不用拐弯抹角。”钱大钧一看谭功达果然生了气，立刻满脸带笑，劝道：“要说您公务繁忙，还真需要一个帮手。那么多的文件来不及看，平时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屋子里不是有个小杨吗？”

    “可小杨不是开刀住院去了吗？”钱大钧道“不妨你先让姚佩佩顶一阵，待小杨从医院回来，再另作安排。”

    “这秘书的事她能做得了么？”

    “没问题，”钱大钧道“我昨天晚上跟她聊了聊，这孩子要说还真不简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写、能画、能掐会算。”

    “这么说她还会算命？”谭功达冷笑道。

    “你可别说，没准她还真”

    “行了行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看这么办吧，你还是先把她安排在你的办公室，干一段时间再说。我这里小杨不在，倒也落得清静几天。”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姚佩佩来县里上班的第一天，见到谭功达，就亚叔、亚叔的叫个不停，那样子倒是怪亲热的，可叫得谭功达脸上火烧火燎，浑身上下不自在。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趴在桌上暗自窃笑。中午吃饭的时候，钱大钧将她叫到一边，嘱咐说“你不要成天亚叔长、亚叔短的，谭县长虽说四十多了，并不怎么显老！何况还未成家呢。再说了，你张口亚叔闭口亚叔，人家还以为谭县长是开了什么后门把你安插进来的呢。不要说他不是你的什么亚叔，他就算你嫡亲的亚叔，在公开场合你也不能乱叫，这是县机关，不是绒线铺，凡事都得讲个规矩。”

    一席话，说得姚佩佩脖子一缩，舌头一吐，赶紧跑了。到了第二天，姚佩佩果然不叫他亚叔，而改叫他老谭了。钱大钧白天听她老谭老谭的叫唤，强忍着没说什么，等到下了班回到家里，这才训斥道：“你是怎么搞的？嗯？怎么能叫他老谭？老谭是你叫的吗？”

    “你不也叫他老谭吗？”姚佩佩一脸不解。

    “嗨，我能叫，你却不能叫。我跟他在一起出生入死二十年，别说叫他老谭，就是直呼其名也没什么不可以。你呢？你才多大年龄？给人家当女儿恐怕还只嫌小！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还要我一点点地教你吗？”

    姚佩佩照例缩了缩脖子，不吭气了。

    大钧的老婆、在县农机公司当会计的田小凤在一旁冷笑了两声，兀自嗑着瓜子，故意扭过身去，不看他们。自从钱大钧不跟她商量把这么一个小姑娘领到家里来之后，小凤还没有跟她说过话。钱大钧来到厨房，见水缸里的水没了，锅灶都是冷的，就知道田小凤赌气故意没给自己做饭。他似乎已经预感到，田小凤隐忍了这么些天，正准备全线反击，今夜说不定就会来个总爆发。正在这时，谭功达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县长约他去朱雀桥边的一家酒馆吃饭。钱大钧夹起公文包，正待出门，田小凤“哎”的一声就叫住了他：“哎，你可算有地方吃饭了，我怎么办？”

    她没有说“我们”怎么办，钱大钧就知道在她心里，那个小丫头根本就不能算个人。

    谭功达叫了几个菜，正在饭馆等他。一看到他眉头紧锁，愁云密布的样子，钱大钧以为县长又在为水库大坝的事发愁了。没想到是西裕乡出了事。

    在整个梅城县，西裕乡是最后一个建立合作社的乡镇。县里派去一个工作组，好不容易将初级社建立起来，可没到两个月，那些村民一夜之间纷纷退了社。原先交给社里的农具、耕牛、猪羊、首饰和锡器甚至还有棺材，都被一抢而空。有一个村子，农民担心县里再次强制他们入社，就将钢钉打入牛腿，先把牛弄瘫痪了，然后杀牛吃肉。生产资料和公共物品卖的卖、藏的藏，就连棺材都劈了当柴火烧了。为首的几个还煽动群众，到祠堂集合，张贴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说毛主席是李闯王，自己进城当了皇帝，立马就把农民给忘了。还说什么，毛主席从西裕乡赚去的粮食，早已用船连夜运到北京，堆在中南海他们家的炕头，二十年也吃不完。工作组的干部出于一时的义愤，上前批评了他们几句，谁知他们竟然把县干部抓了起来，关在村里的猪圈里。

    “你打算怎么办？”钱大钧问他。

    “还能怎么办？”谭功达道“明天一早，我就派人下去，将那些带头闹事的统统抓起来。”

    “恐怕抓不得。”钱大钧沉吟道：“那个西裕乡是个穷乡僻壤，山脚下的弹丸之地，与外界隔绝，民风自然与别处不同。那里的人都不好对付，四七年我们打游击的时候，也曾想到在那儿建一个地下交通站，可建一个坏一个，害得我差一点把性命丢在那里，你要直接派人下去弹压，我担心会闹出大事来。”

    “那你说咋办？”

    “不急，”钱大钧道“明天我亲自下去一趟，先摸摸情况再说。”

    接着他们就聊起了筹建梅城县

    医院和种子站的事情来。随后又说起了农民夜校的推广，不知不觉夜就深了。临走前，谭功达忽然问道：“大钧，那个叫姚佩佩的小丫头，户口给人家落下了吗？”

    钱大钧没有回答县长的话，犹豫了半天，反过来问他：“老谭，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点那个”

    “怎么呢？”

    “有点缺心眼啊。”钱大钧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道：“她平时上班时没有一刻消停过，东瞅瞅，西看看。说话做事都不知道个规矩、场合。那天赵副县长来找我谈事，无意中说错了一个字，这丫头就当面给人家纠正了过来，弄得赵副县长闹了个大红脸。这事就不去说她了。她总是掐着嗓子说话，娇滴滴的，弄得人家浑身上下不舒服。还有一点，她喜欢动手动脚，也不分上下级关系，见了谁都是拍拍打打，不过你还别说，这姑娘人长得倒也没得说，可惜”

    “可惜什么？”

    钱大钧暗暗朝谭功达瞥了一眼，挤了挤眼睛，嬉皮笑脸地说：“可惜，年龄实在是小了点。”

    谭功达假装没有听出钱大钧的弦外之音，嘴里道：“这孩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出身，自小没受过管束。时间长了，没准那点小毛病能慢慢改过来。哎，她在梅城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吗？你查过没有？”

    “查了。”大钧说“是她的姑妈。住在江边的大爸爸巷，过去是个唱戏的。”

    “你抽空去走访走访，替他们调解一下。如有可能，还让她搬回去住。常年住在你家里，也不是个事。”

    “这倒也是。”钱大钧道“为她这件事，小凤已经一个多星期不答理我了。”

    还没等到钱大钧去大爸爸巷走访，姚佩佩的姑妈自己就找到县里来了。这女人，五六十岁了，穿一件大红的绸面夹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一进门就朝姚佩佩的办公桌猛扑过去，嘴里心肝心肝地叫个不停，吓得姚佩佩四处躲闪。最后，那女人终于在墙角将她逮住了，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呜呜的哭了起来。隔壁科室的人听到动静，都出来看热闹。姑妈一边哭，一边将佩佩的头强按在自己的胸前道：“这个死丫头，怎么招呼也不打就离家出走？我和你那可怜的姑爹一个月来找遍了梅城的大街小巷，你姑爹还差点跳了江。这些日子，水米都不曾粘过嘴，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你要是有个好歹，我们也都活不成啦。这下好了，可算是找到你啦。你如今到了县里，高升了，也不知道前世里积了什么德”

    钱大钧见状，赶紧将她们让到隔壁的一间会议室里。姚佩佩的姑父在梅城中学当老师，看上去倒像是个读书人。脖子上中山装的纽扣扣得严严的，两鬓斑白，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不时朝钱大钧颔首微笑而已。按照她姑妈的意思，她让姚佩佩今晚就搬回去住。她说，如果佩佩嫌自己的卧室背阳阴湿，他们两口子可以将朝南的大房间腾出来；考虑到侄女有晚上读书的习惯，他们已经请木匠特地给她打了一个书桌，并且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台灯。钱大钧也在一旁帮劝，姚佩佩纵有一千个不情愿，事已至此，也只得应承下来。那老婆子将姚佩佩的手放在自己手心里拍了拍，站起身来，就要钱大钧带她去面见县长。她要当面拜谢这个大恩人。她特意带来了两只肥肥的大板鸭，外加一只熏火腿。钱大钧推说县长下乡去了，不过她送给县长的礼物他可以代为转交。那婆子这才千恩万谢，挽着老头子的胳膊，欢天喜地地走了。

    这天傍晚，钱大钧下楼给谭功达送去板鸭和火腿，正遇上谭功达和赵焕章副县长为什么事吵得面红耳赤。仔细一听，还是为着西裕乡村民闹退社的事。赵副县长认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县政府急功冒进，政策不当所致。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罢，不能一刀切，更不能强制入社。那种一路小跑奔向共产主义的论调是极其荒谬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最后，他狠狠的瞪了钱大钧一眼，连招呼都不打，拂袖而去。

    谭、赵二人在县里意见不和，县政府大院尽人皆知。两个人争吵怄气，也不是一回两回了。钱大钧本来就是谭功达的通讯兵，夹在两人当中，本想劝几句又不好开口，尤其是他手里还拎着板鸭和火腿，赵副县长一定会以为他是来给县长溜须拍马的，因此浑身不自在。谭功达脸皮紫涨，仰坐在沙发上，呼呼的喘着粗气。钱大钧免不了东拉西扯，插科打诨，半晌，谭功达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他问钱大钧从哪里搞来的这两只肥鸭子。

    钱大钧笑道：“哪里是我弄来得，是你的闺女让我拿来，孝敬她干爹的。”

    “什么闺女不闺女的？你这张嘴整天就知道胡说！”

    “您没听说？县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议论，说县长最近认了个干闺女”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是姚佩佩，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的道：“闺女？！我如今连老婆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会有的，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老婆会有的。”钱大钧笑道“我一定帮您加紧张罗，加紧张罗”

    “这鸭子，我又不会弄。你还是拎回去吧。正好给小凤赔个不是。”

    5

    这天深夜，谭功达从普济水库冒雨赶回县城，一进食堂，就看见钱大钧叼着一只烟斗，正在那儿等他。

    “我又替你弄了个人来。”钱大钧附在他耳边道“明天上午十点，你们在梅城公园的望江亭见面。”

    谭功达看见姚佩佩一边弄她的那双皮鞋的搭扣，一边歪着脑袋朝这里张望，就赶紧拉着钱大钧走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大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不用再替我操心！这种事还要看缘份，强求不得的。何况传出去，影响也不好。这个人，我还是不见了吧。”

    “那怎么行？我都已经跟人家敲定了。”钱大钧道“成与不成，就这一次。”

    “眼下这一大摊事，弄得我焦头烂额，还哪有心思去相亲呀”谭功达犹豫了一下，只得说：“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读过书没有？”

    “不知道。”钱大钧说“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我没见过。实话跟您说吧，是你弟妹小凤给介绍的。好像是她们农机公司同事的远房表妹。你好歹给小凤个面子罢。据她说，人品，脾气，都是没得挑。”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烧了一锅热水，坐在大木盆里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朝江边的梅城公园一路而去。这个梅城公园，当年也是谭功达提议修建的。在县办公会议上，他一提出这个设想，赵焕章照例马上反对。赵焕章说，梅城虽说是个县城，可这里的人大都靠种地、捕鱼为生。这些百姓比不得大城市的人，会变着法子玩。整天忙于生计，一天到晚骨头都累得散了架，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公园健身？后来，在谭功达的坚持下，公园还是建了起来。可除了剪彩，谭功达一次也没来过。

    这天是清明节，天朗气清，温煦宜人。可公园里除了几个放风筝的小孩之外，还真的看不到什么游人。当年栽种的银杏和垂柳因无人照管大多枯死了，公园四周的围墙也早已被人拆了运回去盖房子去了，就连望江亭的顶棚和木柱也不知被什么人拆走了，只留下了亭子中央的一个石墩。看到当年的一番苦心如今化作了一片荒芜，赵焕章那张脸似乎正从残花败柳、断墙残壁中浮现出来，朝他发出冷笑。谭功达心中虽说怏怏不乐，不过，他抬头朝望江亭一看，那石墩旁果然有人在等他，便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石墩边坐着三个人，两个老婆子都已上了年纪，中间坐着的那一个穿绒线衣的，大概就是那相亲的姑娘了。看到谭功达走近，三个人忙不迭的站起来朝着他眯眯笑。她们是从一个名叫界牌的地方赶过来的，离梅城足有二十多里。她们天不亮就出发了，头上的露水还未干透。谭功达一听说“界牌”这个地方，心里就是一愣！他不由得想起昨天返回梅城的途中遇到的那伙骑摩托车的公安这么说，还真有这么个地方。谭功达的心里空落落的。

    他在石凳上坐下，两个老妇人仍然在笑眯眯地盯着他看。其中的一个，嘴里镶着大金牙，一边端详着他，嘴里还念念有词：“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大婶你说呢？”另一个婆子也笑道：“不老不老。看上去，就和我们家的春生一般年纪。”随后，两个人就将谭功达丢在一边，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商量起什么事来，不时地朝谭功达瞟上一眼，弄得谭功达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一时不知所措。再看那姑娘，生得娇小，单薄，小头小脑，低眉垂眼，身体像筛糠似的兀自抖个不停。眼下已是清明，春气回暖，可那姑娘穿着绒线衣还在那儿抖抖索索，谭功达便猜测她患有某种不足之症。看模样倒也周正，只是畏畏葸葸，不敢朝谭功达看。

    两个妇人耳语了半天，镶金牙的那一位，这才对谭功达道：“姑娘姓柳，小名就叫作柳芽，自幼父母双亡，因此跟着伯伯叔叔过活。我是她大婶。”

    谭功达见她自称大婶，另一位想必就是大娘了。

    “小地方人，没见过什么世面，遇上生人就吓得什么似的。不过你们俩日后一个枕头上睡觉，一个桌子上吃饭，有的是说话的机会。她的话多着呢。”大婶笑道“不知大侄子贵降在几时？”

    谭功达因没听清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只得笑了笑，请对方再说一遍。那大娘便抢过话来道：“她大婶是问你今年多大。”

    谭功达便说了自己的年龄。

    “哦，这么说是属蛇的，比我们家柳芽大了一十八岁。”大婶道。

    随后，她又让谭功达报一报自己的生辰八字。因谭功达出生在梅城的大牢里，只听说是七、八月份，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个时辰降生的。见那大婶催逼的紧，他就胡编了一个时辰敷衍她。那老妇人嘴里嘟囔着什么，眯缝着眼睛，扳起指头，替谭功达算起命来。见那老婆子神神道道的，谭功达心生厌恶，暗暗叫苦，心里便盘算着如何从这里尽快脱身。

    正在这时，忽听得那大婶把手一拍，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巧了！真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大侄子命相虽说有几分凶险，可只要娶了我们家柳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十万个人中，保险还挑不出这么一对绝配。绝配，真是绝配！她大娘，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大娘也笑呵呵的乐不可支，一个劲的点头道：“定下来好，定下来好。”

    听他们这么一说，那姓柳的姑娘，心里一激动，就抖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双手、双脚、脑袋甚至嘴唇都在瑟瑟发抖，连嘴角的一丝羞涩的笑容也在打颤，就问她是不是觉得有点冷，还是身上哪儿不舒服，那姑娘也不答话，朝他浅浅一笑。

    “看上去像是在打摆子，实际上什么病也没有，”大娘道“她就好个抖。她没病，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们乡下，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大婶也笑着说：“你要是带她给大夫瞧瞧，大夫没准会说出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词来。其实，这很正常。吃饭、做事、睡觉一点都不碍事。抖得凶的时候，说起话来，牙齿有点打架。要是比划着手势，你也能明白，她要说的是什么。”

    谭功达只得苦笑。心里一会儿大骂钱大钧王八蛋，一会责怪田小凤。你们他娘的给我弄来了一帮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呐

    谭功达与她们一见面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被那俩个老婆子忽悠来，忽悠去。谭功达清了清嗓子，想略微分辩几句，以便找个理由溜之大吉。不料，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大娘笑盈盈的问他道：“大侄子在哪儿发财呀？”

    谭功达听他这么问，就断定对方还不知道自己的县长身份，心里又暗暗的感激起田小凤来，看来他还没把我的这点老底漏给人家，便顺嘴胡编道：“我在一家工厂替人看大门。”

    他这么一说，大婶哈哈大笑，把嘴里的一颗金牙连同黑黑的牙根都露了出来：“看大门的！哈哈看大门的！大侄子你可真会说话！看大门的也有官大官小。要是说起来，毛主席也是看大门的。中国的地界这么大，全由他一个人看着呢。”

    听着大婶的口气，话里的意思略带嘲讽，又仿佛是知道自己确切的身份的，只是没有点破。两个老妇人笑得什么似的，又交头接耳的议论开了。谭功达愣愣的坐在那儿，看上去就像一个傻瓜，由着她们在摆布，不知不觉早出了一身冷汗。别看这两个老婆子嘻嘻哈哈没一点正经，可要论智力，自己说不定还远远不是人家对手，再这么纠缠下去，前景似乎有点不太妙。想到这儿，谭功达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道：“难为两位老人家，大老远从乡下赶来，眼下时候不早了，不如去城里找个地方吃饭。至于婚事，还容我再考虑考虑。”

    “哎哟，我说大侄子，还考虑什么呀，这事刚才不就定下来了吗？”大婶道“吃饭呢，也用不着去城里下什么馆子，我们早就备下了。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钱要省着点花，俗话说得好，细水长流，恩爱白头，芽儿，你把昨晚亲手烙得那几个大饼子拿出来给人家尝尝。”

    那柳芽一听大婶吩咐，就抖抖索索的从地上抓过一个帆布大挎包来，搁在膝上，抖抖索索的从里边取出一个铝制的饭盒来，揭开盖子，放在石墩上。又从包中摸索出一个搪瓷小茶缸，里边是腌制的泡菜，还有一只咸鸭蛋。她最后拿出的是几双筷子，一只军用水壶，一口空碗，柳芽将饭盒和茶缸推倒谭功达的面前，又在那只空的白瓷碗里倒上水，端在他面前。随后，从那把筷子中挑出两根一样长的，架在碗上。忙完了这些事，她就抬起头来，大大方方的看着谭功达。

    谭功达见着柳芽变戏法似的顷刻之间弄出这么一大堆东西，虽然手脚颤抖倒也十分麻利。又见她器皿碗筷干干净净，不由得对这个姑娘心生了几分敬意。谭功达看她的绒线衣早已旧了，袖口的绒线脱了针，挂下几个线头来。又见她没穿外套——很显然，她家里也许已找不出比这更好的衣服来了，想到这个女孩年幼失去怙恃，这么多年跟着叔叔伯伯长大，也实在不易，鼻子一酸，心里就动了恻隐之心。姑娘见他怔在那里，就将那饭盒往他面前推了推，结巴道：“吃吃吃，吃吧。”

    她的声音湿湿的。这是她今天说过的第一句话。谭功达认真的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姑娘来。阳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皙细致，长长的睫毛遮掩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模样虽然平常，却也透出一股清秀动人之色，不禁心头一热。就算婚事不成，权当萍水相逢，也不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他拿起筷子，夹出一块过来，就着那碗白开水，一个人大口吃了起来。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滑稽。仿佛他特地起了个大早，沐浴更衣，就是为了这块烙饼而来。

    谭功达正想着，忽听得大婶对大娘道：“二十斤糖，你说够不够？”

    大娘道：“怎么不够？我看是够了。”

    “那么酒席呢？咱们家的亲戚又多，依我看怎么也得摆上个十桌八桌的。”

    “十桌酒席怎么够？不成不成，咱柳芽也挺可怜的，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命道就不顺。依我说，这一回得好好替她热闹热闹，去去晦气。”

    随后她们就开始商量被面，床褥，桌椅，马桶等一应陪嫁的嫁妆来，两个人就像说

    相声似的，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谭功达倒像做贼一般，心里七上八下。她们看上去是在耳语，声音也不高，但每句话都故意要让谭功达听得明明白白，似乎她们说得越多，商量得越周全，这门婚事越是万无一失。只因人家在“悄悄的”商议什么事，谭功达又不便插嘴。尤其糟糕的是，刚才人家叫他吃饭，他也没有什么迟疑和谦让，而是抓起来就吃。这一鲁莽的行为，多少也支持了老人家本来很脆弱的信心。

    谭功达如坐针毡，满脸灼热，不禁求援似的朝柳芽望了一望，那柳芽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朝他嫣然一笑，仿佛在说：你尽可以放宽心谭功达定了定神，放下筷子，正要说话，两个老妇人突然站了起来，朝谭功达笑了笑。大婶说：“我们俩去园子里转转，你们两个正好说说话。”说完，拽了拽大娘的袖子。她们一路跳跃着，一眨眼的功夫，就双双消失在树木苇丛之中，不见了踪影。

    四周变得十分静谧，天空湛蓝，没有一丝风。那几个放风筝的孩子吵吵嚷嚷，声音仿佛被中午静滞的空气压扁了，远远地传过来。从这可以一直看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和江边大片的棉花地，看到江中打着补丁的帆船。谭功达吃着烙饼，不时抬头看一眼对面的柳芽，她也一动不动的看着自己，目光已不像早先那么慌乱，脸上挂着碎碎的笑。等到他吃完了那张大饼，柳芽忽然对他说：“走吧，您快走吧。”

    她的声音灰灰的，听上去像是在叹气。谭功达呆呆地看着她。要是真的和这个姑娘结了婚，没准也没什么不好“你走吧”柳芽低声说“待会大婶她们回来了，你又走不脱了。”她随之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

    想到自己相了半天的亲，竟连一句话也没和她说过，谭功达就问她，现在在做什么。他又说起县立很快要开办一个聋哑人学校，问她愿不愿意来梅城工作。柳芽不说话，额前的刘海耷拉下来，遮住了她的眉毛。她的手又开始抖得厉害。谭功达看着她那单薄、不断颤抖的身体，大为伤感，眼睛里不觉又沁出泪来。人一过四十，就会为某些莫名其妙的事徒生伤悲，不知何故？

    谭功达心事重重的走下了亭子，很快离开了那儿。

    当他走到公园门口，他不禁又回过头来，望了她一眼。那柳芽已不在那儿了。亭子里空空荡荡，白云的浮影正使它变得黯淡。

    6

    这天早上，姚佩佩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来县里上班。刚走进院子，就看见司机小王拎着一只铁皮铅桶，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车。那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窗上遮着一层白色的纱幔。

    “你又姗姗迟到了。”小王笑呵呵地对她说。

    “你应该说姗姗来迟了。”姚佩佩替他纠正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么漂亮的小轿车？”

    小王用手指了指办公大楼，说：“我哪有福气开这样的车？省里来人了呗。”

    姚佩佩抬腕看了看表，今天迟到了足足二十分钟。待会儿，钱大钧大概又要罗嗦个不停了。姚佩佩上了楼，走廊里寂静无声。各个科室的门都开着，只是不见一个人影。她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里面也空无一人。她坐在桌前，拢了拢头发，倒了一杯开水，顺手拿起一本灾情通报翻了翻，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她给县长办公室的杨福妹打了个电话，小杨的语调听上去也是怪怪的。

    “你怎么总迟到？”杨福妹在电话中对她说“人都在四楼会议室开会呢，你快去吧”

    “那你怎么不去？”姚佩佩问她。

    “我？我得守着这部电话呀，我在值班。”小杨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姚佩佩懒懒地来到四楼的大会议室。还好，门是虚掩着的，一屋子的人都站在那儿唱歌呢。她松了一口气。会议似乎才刚刚开始，姚佩佩虽然不会歌词，也只得跟着那些人瞎唱了一通。等到那些人唱完了歌，姚佩佩心里猛地往下一沉，顿时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原来，唱歌的人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把椅子！歌声一停，所有的人都入了座，就只剩下姚佩佩一个人傻站在那儿了。她感到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她，心里怦怦直跳。主持会议的谭功达冷冷的瞥了她一眼，静默了一会，宣布道：“现在，我们开会”

    好在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小汤在朝她招手。姚佩佩的脸红到了脖子根，身上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她赶紧猫下腰，三步并着两步蹿到小汤跟前，两个人并排挤在了一张椅子上。

    由于会议的气氛十分严肃，汤碧云想跟她说话，也只能装做记录的样子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句话，然后悄悄地捅捅她的胳膊，让姚佩佩自己去看。佩佩用眼角的余光朝那张纸扫了一眼，见上面写的是：

    怎么谢我？

    姚佩佩也学着汤碧云的样，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主席台，装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却在纸上飞快地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请你喝羊杂汤怎么样？

    碧云平常就爱吃个牛羊肉什么的，再加上她本来就姓汤，一张嘴成天喜欢胡说八道，因此他们科室的人都叫她羊杂汤，也有人叫她羊杂碎的，汤碧云也不以为意。小汤见佩佩取笑她，就偷偷的在她的腰上狠狠的掐了一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姚佩佩无法躲闪，只能装作没事人一般，忍痛不语。

    正在主席台上说话的那个人，姚佩佩不认识。他身穿黑色的卡叽布中山装，神情肃穆，嘴角一颗大痦子。姚佩佩便在纸上向汤碧云问道：

    正在讲话的这个人是谁？

    碧云也在纸上回答她：

    其外。

    姚佩佩看着这“其外”两个字，心里直犯嘀咕，心想：这个人怎么叫这么个怪名字。姚佩佩随手翻了翻桌上的材料，终于在预先印发的与会者名单中找到了一个名叫“金玉”的人，想必他就是汤碧云所谓的“其外”了。她偷偷地笑了半天，又在纸上写道：

    岂止是个“其外”我看他分明是个“其中”

    汤碧云见了，略知其意，也在掩嘴而笑。

    这个人说了一大段开场白，把那眼镜子取下来又戴上，戴上又取下，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宣读省委的一个什么决定。按照省委的最新任命，鉴于原梅城县委潘晋仁书记一周前病故，由谭功达兼任梅城县委书记；钱大钧升任副书记兼主管文教的副县长；县长办公室的秘书杨福妹改任办公室主任。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中，小汤在姚佩佩德耳边悄声说道：“你们领导升官了，难怪他今天换了一件新衬衫。”

    姚佩佩朝主席台上一看，见钱大钧坐在最边上，身上果然换了一件簇新的洋布衬衫，胸前的口袋里一下子插上了好几支钢笔。他的头发也梳成了“后倒式”上面还似乎涂了一层油。

    “可他怎么老皱着眉呀？”姚佩佩问道。

    “他们都爱这样。升了官，心里头高兴，可又不能让旁人看出来，只能狠狠地皱眉头。”有了这句话，姚佩佩再仔细看了看钱大钧脸上的表情：可不？简直是哀痛得就要哭出来似的。突然，只听得“呼啦”一声，全场起立。嘈杂的掌声，忽然变得很有节奏起来。原来是省领导在宣布完决定之后就要离场了。那个名叫金玉的人，站起身来，笑容可掬地与主席台上的人一一握手，亲切话别。这个人因嘴角长着一个大痦子，再怎么笑，看上去还是有点凶。为什么所有的领导都有几分凶相？

    当他走到钱大钧跟前的时候，两个人的胳膊就像被胶水粘在了一起，像荡秋千似的摇晃着，连姚佩佩都觉得手臂发酸。她看见金玉附在钱大钧耳边说了句什么，钱大钧就仰直了脖子，朝会场里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人。随后，钱大钧又趴在金玉的肩膀上又说又笑，那领导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笑了笑，终于走下了主席台。可算是要走了！姚佩佩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料，这个人在谭功达、赵焕章等人的簇拥下刚走到门口，突然来了个急转身，向人群挥手致意。于是，疾风暴雨式的掌声又一次响起。趁着这个功夫，汤碧云不知从什么地方给佩佩搬了一张椅子来，悄悄地说：“看你的腰还挺细的，屁股却这么大！挤得我直往下掉。”

    姚佩佩笑了笑：“中午我请你去清真馆吃饭”

    “算了吧，”汤碧云道：“你就别逗我开心啦。”

    “真的。不骗你。待会儿会议一结束我们就去。”姚佩佩一本正经地说：“我上个月发的工资还一分都没花呢“。

    “去什么去？你忘啦，今天中午全体工作人员要在食堂集中吃忆苦饭。”

    一听说忆苦饭三个字，姚佩佩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这忆苦饭，半个多月前不是刚吃过一回吗？怎么又要吃了？”

    这时，谭功达等几个人在送走省领导之后，已经回到了会议室，在白庭禹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进行。

    姚佩佩在县里已经呆了两年多了，可对这里的工作极不适应。没完没了的会议、下乡、培训，数不清的表格、剪报和文件弄得她整天晕头转向的。姚佩佩最怕下乡了。有一次，她被派到梅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闹双抢”站在齐膝深的水田里学插秧，倒是觉得挺好玩的。可等到她走到田埂上，看见自己的小腿上竟然趴着五六只肥肥的蚂蝗，其中有一只居然一半身子已经钻到她肉里去了！当即两眼一黑，一头就栽倒在水田里她不知道这个县到底有几个乡、几个镇，多少个自然村，就连线机关到底有几个下属单位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她常常因为送错了文件而受到钱大钧严肃的批评。

    单单这些倒也罢了。可单位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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