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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便垫引起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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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牛牛的弟弟联系,我们一行人住进了距解放碑不远、滨临嘉陵江的西南图书大厦。西图宾馆位于大厦中15、16楼。隔着宾馆的窗户可看到一幢幢高楼大厦和二十九中巨大的校标。住宿处十分舒服惬意。5月25日离开宾馆结账时,因我多缴了两个坐便垫的费用,被同伴讪笑。让结账的服务员帮我配一打坐便垫。由此唤起我底层的记忆。那些儿时在公共厕所墙上的乱写乱画的打油诗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远看像座山,近看似座,脚踏两块板,手拿两张票。”

    “雷打洞门开,风吹雨又来,一条黄龙下大海,两个将军送纸来。”

    “脚踏两块板,手拿一张票,前面的机关枪,后面的迫击炮。”

    “脚踩黄河两岸,手拿机密文件。前方机枪扫射,后方地雷炮弹。”

    这些打油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公共厕所的条件。上个世纪50年代,男子一般上公共厕所。那个时候,公共厕所是在一个几米深的大粪池搭盖的。大粪池上放上横直木柱,在盖上留有空间的木板,再用砖瓦所建造木板相隔,这样,便有了以上的打油诗。

    女子一般是在自已家中解手。每家每户均备有围桶(武汉对马桶的称呼)。有条件的家里,还有一四四方方柜子放围桶,被叫着金柜。放在住房角落,外面用一块布帘遮挡住。倒掉围桶的粪便称为“下河”在汉江上备有粪码头。汉阳集稼嘴位于双街小学的后门,有一条通往粪码头的巷子,称为“尿(念sui)巷”粪码头在离高公街邮局不远处,有用麻石砌得十分整齐的台阶。

    “下河”在当时可是滨江临水江城的一道风景线。身材苗条的大姑娘、姿态丰润的小嫂子,每人手提着一只围桶,将棚松散乱的长发随意挽成结,趿着鞋,踮着脚,扭着腰,经过一闪一闪的跳板,将粪便便入船仓内。然后来到江滩,说笑着淘着江水洗刷围桶,有一种离开公婆管束的放松感。离汉江远一些的地方,则有农民挑着粪桶,供妇女们“下河”再后来,有了公共厕所,厕所旁便有专门“下河”的倒便池。

    在武昌,360行中有一行就是“下河工”一般由中年妇女担任这项工作。每天清早定时到住户家收集围桶,倒掉粪便后,就将围桶排成排,在井边打上水,将每个围桶倒上水,用竹制的围桶刷,顺着将每个围桶刷几圈。如此反复几次,再将围桶盖用抹布洗干净。将围桶一个个送回主人家中。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新成立的家庭用围桶的就很少了。一般用痰盂代替。痰盂是用工业购物券(俗称工分券)才能买到。而红花漆的高脚痰盂只能通过跑上海轮船的海员帮助带回武汉,这在当时是需要托亲朋好友帮忙才能办到的事。萍萍她爸执有行川江的驾驶证,最行的船长。出嫁时,一对大红的高脚痰盂令街仿邻居、姑娘媳妇羡慕不已。送嫁妆时,年轻男子都抢着拿金柜、围桶或痰盂。因为这里面有女方家特意放的红枣、花生类食品,预示着早得贵子、花花得子。谁拿着这些东西便有优先享用权。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所建造的职工宿舍成单元式的,每个家庭有了拥有卫生间(老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便住上有卫生间的单元楼)。卫生间有蹲式的,有坐便式的。前几天报纸上刊登一则新闻,一对80后恋人因新房装修,卫生间蹲式或坐便式的意见不统一而告吹了。外出旅游时,我不习惯使用坐便式的。解手时,便走出自己的客房,寻找蹲式卫生间。或将草纸撕成三条垫在马桶盖上。在广州,连公共厕所也是坐便式的,真让人哭笑不得。有次坐飞机,便专门体验了一次航空卫生间。这里的设备齐全,除了手纸、擦手纸外,还备有一次性纸质坐便垫。有一次,在新开张的一家超市发现有塑料制的一次性的马桶垫,便记在心上,旅游时便买上一叠。可到了我要旅游时,那家店却没有此物卖了。户外运动的专门商店,出售的是折式自行车、帐篷、爬山杖、太阳帽之类。这次在西图宾馆,那不包含在住宿费内的马桶垫正好派上用场,我真有些喜出望外。

    这里还须补充一点。母亲生前住弟媳家住时,临近冬天了,表妹专程为母亲送上她亲手用毛线编织的坐便护垫,这其中传递的是对长辈的孝敬和姨侄间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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