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开始算正好二十五年前的春天,我与片濑夫妇相遇。那是一个虽晴朗但是吹着强风、带着冷意的一天。
盛开的樱花被风吹得打颤,纷纷谢落下来,把布满草皮的庭院染上浅桃红。有时会突然吹起一阵风,这时,女人们便一面惊呼,一面用手去扯住裙角。草坪上的长桌铺着烫得扁平的桌内,系着蝴蝶结的侍从们,必须一直小心注意着不让花瓣掉落到菜看里。
在打扮华丽的人群中,只有我穿着中仔裤和一件起毛的深蓝色毛衣。在那样的场合很不协调。片濑信太郎对我说“承蒙光临,请好好享用”我就依他的话把菜看夹进盘里,开始品尝起来。但全是些我见也没见过的菜色,有点食不知昧,分不清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片濑夫妇站在樱花树下,和一位手端着白葡萄酒的老绅士谈笑风生。片濑信太郎穿着一套英国式细条纹、相当高雅的西装,胸前塞了一条领巾。妻子雏子穿了一件看起来像是中东女子的轻飘飘的晚礼服,有点单薄。
好像在找人似的,片濑信太郎引头望着四周,看到站在长桌旁的我,亲切地微笑。他随后不知向雏子低喃了些什么,雏子转过头来看着我,好像笑昧眯地点头。
一阵风吹起,飘降下的花瓣像是下起雨一样地,落在他们两人微笑的脸庞。一瞬间,他们又开始与老绅士闲聊起来。片濑信太郎一笑,雏子就跟着笑,花瓣就在他俩的笑颜中飞舞。
只有一件事不可思议。就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与他们俩相逢的这一天,我的记忆没有色彩、没有声音、没有气味、也没有光辉。简直像是发霉的老旧八米厘影片,只有模糊的影像一一被放出来。在那影像中没有怀旧与伤感,也没有悔恨,什么都没有。像是庞大的潮流中被截取的片段,只在极为短暂的一瞬看得到景色。
一九七o年三月,我为了寻找一份不错的打工而四处奔走。当时一起同居的男朋友,在前年十一月为阻止佐藤访美的斗争活动中被捕。父母那儿得来的接济也断了,不得不由我来照顾他。
男朋友的名子叫唐木俊夫。唐木是我同大学大我两年的学长,是新左派潮流团体的活跃分子。因为连续两年都留级,所以与我同年。
开始交往时,唐木在高圆寺、我在中野分别租屋而居。唐木佐的公高原本是被当作公司的宿舍用的,所以是以前的那种六个榻榻米一间的房间,在面向北的灰暗走廊的尽头。我去过他的房间好几次,房里连水龙头都没有。铺着被子的房里,被一大堆书和脏乱的东西淹埋,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即使只是想泡杯即溶咖啡,也得把热水瓶的电线接上吊在天花板灯泡的插头,然后得双手抱着热水瓶等水开了为止。
没多久,唐木就找各种理由来我住的地方过夜。我的房间虽然只有两坪多,但由于面向东南,住起来很舒适;冬天用电暖桌,夏天就开窗任风吹人。从朋友那儿买来电冰箱虽然是二手货,却相当便宜。虽有蟑螂但是没有老鼠,和唐木的房间比起来,可以说是天堂。
渐渐的,唐木把我家当作是他们活动的场所,不管什么时候回去家里都有人。有时甚至有连面也没见过的男人裹着毯子在睡觉,一问是谁,就随便说了个名子连招呼也不打,也不道歉,又继续倒头睡。后来向唐木抗议,唐木道歉说,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这是我和布美子的房间,答应不让其他人进来。但不到一个礼拜,又有不认识的一群人轮流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还被他们差遣去买可乐,偶尔还得帮忙他们印传单。认识唐木俊夫是在大学被拒马封锁、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授课的时候。学生们失去了活动场所,被莫名的兴奋所驱使,开始聚集在大门前四处开讨论集会。我也置身于这时代的巨轮中。而正忙着分发传单的唐木坐到我身边来。
“有烟吗?”被这么一问,我从皮包中取出七星牌香烟。正想用火柴替他点火时,唐木说不用这么客气,把火柴拿过去自己点火。我把香烟递过去,他把火柴丢过来,动作很粗鲁,是那种很爽快的男人。
集会一直进行到天色黑起来。在不安的空气中,机动队好几台装甲车,在正门前并排停着。
学生喊着官兵、宪兵滚回去的口号,反战歌声此起彼落。
唐木在封锁的黑暗中消失了一会儿,但没有多久又回来,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出去。
“陪你去哪儿呢?”
他轻轻拍了拍牛仔裤后面的口袋说:“我借了些钱,到哪儿去慢慢谈天好吗?”
“什么?这种时候到外面去?”
他笑出声来。“我们又不会因为罢课就进监狱”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
那天晚上,我们在车站里面脏兮兮的居酒屋喝到很晚。那家店就是那种一叫酒,老老的店主人就会拿出肮脏的杯子,倒满了便宜的清酒的地方。
他不怎么喝酒,而光顾着吃下酒小菜,并且着了魔似的喋喋不休谈革命,告诉我为什么会弄到学校被封锁。我有的地方可以理解,但有些地方完全不能了解。当我说我也参加过一次反战示威时,他就开始吹嘘自己在示威活动中身陷催泪瓦斯之中的英勇事迹。
我好几次发问,他也都很热心、很有耐性地回答。其间他也以相同的热络赞美我,说真不相信在那样迂腐的学校里,也会有我这么有魅力的女生这种客套话。
我也曾想,这就是所谓的混合着恋情的抗争活动吧。但是倒不觉得不愉快。并不只是唐木,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们,在女生面前,以相同方式用嘴巴讨好女孩子是常有的事。原本学生运动和钓女生之间就没什么太大差别。
出了店,在没什么行人的后巷中,唐木突然把我拉到电线杆的阴影里。他说真不可思议,我好像喜欢上你了。我不但不觉得不愉快,反而沉醉了。
过没多久,他开始叫我“布子”两人会带着盥洗用具去澡堂,也有过当他进药房买保险套时,我躲在较远的地方,一颗心卟通地眺着等他的时候。除了唐木那一伙儿常进出我的住处之外,在当时,我们就像是那个时代、那个城镇再普通不过的一对恋人了。
虽然唐木认为任何带有家庭温情的一切行为都没有意义,也不喜欢,但对我亲手下厨做的东西却吃得律律有昧。我一在厨房的流理台开始洗涤工作,他就会叼着一根姻,将洗好的内衣晾在窗户边,然后一边唠叨说家庭是万恶的根源。我一指出他的矛盾,他就像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我很喜欢那样的唐木。
所以当唐木被捕时,我受到颇大的掠吓。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十六号,他出门参加阻止佐藤访美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后就一去不回。
一位常常跟着唐木进出我住处的男学生告诉我他发生意外。我听说他受伤了就很想去看他,但是被劝阻了。理由是被捕的唐木正在使用沉默权,如果这时有女人出面的话,事情会变得很难缠。
我被告知说他最多被关个四天三夜就放出来,没想到真的一点儿也不差。四天后唐木被释放。
先是不知在那里藏身,没过多久后再回到我身边。
唐木租的公寓房东知道他是左派的活跃分子后,要求他立刻搬走。唐木说这是无理的要求而没有理会,但是却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栖身,所以从公寓把一些最低程度的用品搬出来放到我那里。不知不觉间,我们已一起生活了起来。
被逮捕的时候他的左脚挨了机动队的狠打一顿,因为没有好好治疗,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搞不好骨头出现了裂痕必须住院治疗才对,但是他在入学时和父母弄得不愉快,没有申请健保卡,所以我只有在学校附近的空地捡细长的木板,将他的脚固定起来。原本是碰到一般困难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男人,大概在拘留所经历了相当可怕的一夜吧!他变了,说想远离斗争活动一阵子好好思考,话也变得不多。长期身体没有好好调养,好像身子已搞坏了。看着他那个样子,我也渐惭觉得不做些什么是不行的。
当时,认识我的人当中,有人以为我是唐木所属集团的一分子,事实上并非如此。充其量我只不过是激进分子的恋人罢了,对我来说,革命的概念只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现在想起来,不管示威或是封锁、集会,都像是一种庆典,只不过是为了一尝反日常生活的手段。
因此,我没办法用理论来武装自己,也不想这么做,更没有勇气身先士卒地献身于示威的行列、置身于机动队的炮火中。但尽管如此,我却喜欢置身于好像永无休止的庆典中,在庆典中彷徨不定,胡乱地品尝庙会的滋味。
为此,唐木的存在是必要的。而唐木现在正需要我这么一想,我就没由来的被一种悲饱的感觉所淹没。
我从仙台父母那儿领取的生活费本来就不算多,怎么样都不够两个人的开销,何况我接济了唐木和他的一钬死党一段时间,连父母寄来的学费都用上了,不得不赶紧想别的办法填补。
必须要赚些钱。而且是迫在眉睫。
我一开始是有什么工作就先接下来。在超级市场卖罐头、在公园卖小孩玩具,这些短时间的工作还真做了不少呢。但是都是工作个三天或是一个星期,实在也赚不到几个钱。
唐木心情不好的时候越来越多。我也因为有太多的琐事心烦气躁。为了生存下去,有太多事不得不去做。或许因为彼此面对着丑陋的现实,我们常为了一些小事而吵架。
也有人笑我们像是老夫老妻。但是我们只不过是迫于形势自然而然地同居在一起,当然没有办法产生夫妇间的稳定以及情爱。何况我们都太年轻了,只不过是不知该如何是好。现实和在脑中所幻想的理想之间,极大的差距让我们感到不安而相互依赖。只不过是这样而已。
在一九七o年四月上旬,我听说有一位副教授私底下在找打零工的学生。提供这项情报的是和我同一所大学、在学生会工作的职员。
这位职员名为板田春美,和我是仙台的同乡,碰巧又是我高中的学姐。新生入学时,我到学生会订购书籍时板田春美来招呼我,从闲聊中知道我是同乡,从此两人就变得很亲近。
春美虽然算不上肥胖,怎么看都比我大上一号。沿着粗颈项而披下的头发,引发人“狮子头”的联想。我想她大概比我大上五岁吧。她在仙台经营公司的父亲很吃得开,好像父母希望她从乡下的天主教女子短期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双亲身旁,好好实习等着出嫁。但是她的梦想是到东京一个人生活,所以和双亲大吵一架以后奔出家门,一个人出外找工作自力更生。对我来说,她是那种能够独立、很有生命力的女性。
那天,偶尔通过学生会前面时,板田春美叫住我。我就和她闲聊起来。
我一说想找一份报酬好一点的工作时“那正好。”春美说着两手一拍“我弟弟是s大的学生,听说他的老师正找一位优秀的学生帮忙。他昨天刚好从学校宿舍回家途中到我这儿来,听他提到这回事。怎么样,想不想试试看?”
s大在当时是少数没有校园抗争的大学,学生都是家境富裕的小孩,校园气氛很乎和。许多学生开着爸妈买来的车子,每天和女生打网球、约会的学生也不少,所以在外风评不错。
“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呢?”我问。
“我也不清楚。是文学院的副教授,所以可能是翻译方面的工作吧?我想一定是。”
“要是那样的话,你弟弟去做也可以呀!”
“我弟弟到处打工,已经忙得很了。”春美这么说,脸上接着恶作剧的笑容。“第一,我弟弟不行,因为那位教授希望找女生。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位老师搞不好心存不良呢。要是真这样的话,不向你推荐可能会比较好。”
“不会呀。”我笑着说。问题是薪水的多少,和雇主的品性投什么关系。对某些人来说,我还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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