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张晓不象白晶晶,她不知道我和关兴之间因为我不慎撞到他和白晶晶偷情那丑陋不堪一幕而自然而然产生的仇怨。这个关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用他身上携带的权势和淫威在若有似无地向我施加压力,通过无声的空气不知道已经向我警告了几千次“你知道我的厉害,不要将这件事情说出去,否则有你好看!”
我知道这个关兴是有老婆的,不知道白晶晶知道不知道,因为她来病房才半年多,而且平时好象也不只是不和我打交道,和其他人也是很少接触的。我当然也没有将这件事情透露丝毫,不是因为我迫于关兴的权势和淫威,而是我觉得这事情说出去并没有任何意义,至少对这个社会没有意义,至于对某些个体有没有影响,那已不在我的关注范围,比如关兴的老婆,愿意嫁给关兴这样的禽兽,本身一定也不是什么好鸟,我可没有兴趣去维护她的什么利益,再说,这种动物家庭,利益观和人类应该是不同的,谁知道关兴的老婆会不会认为她自己的利益受损了?我还是少沾惹为妙!所以在病房里,我是三缄其口,关兴和白晶晶除了在暗地里火烧火燎地偷情,在公众场合,还真是言行端庄、滴水不漏,因此病房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有一腿,我和关兴也从来不正面交锋,所以也没有人知道我和关兴之间因为白晶晶深邃的乳沟而横亘着那么深邃的沟壑。外人看来,我和关兴之间也就是不怎么交往而已,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平静。在这样的情境下,我如果去向一个护士提出,让她去向关兴申请请血液内科给病人会诊,那她一定会觉得惊诧,她也许会遵从意见帮了这个忙,但她兀自惊疑之下很可能就向关兴透了底,那关兴一怒之下,很有可能抵触情绪一来,干脆就不作为了。
我左想右想,不得其法,一筹莫展之下,我开始坐立不安,干脆愁眉苦脸走出办公室,心想,先去看看张晓再说,如果觉得她情绪状态比较适合我向她提出要求,比如说,我在不说为什么的前提下同时要求她不要向关兴说出是我让她去建议关兴请血液内科会诊的,那事情也还是可以这么办。只是我还有点犹疑的地方是,我让白晶晶去向关兴提建议,是因为白晶晶和关兴有很硬的**关系,那么张晓提出的建议关兴会不会听呢?也许对那些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某些个体来说,上级和下级提出的建议往往相对容易被考虑,而对同级提出的想法往往会发生本能地抵触。我这样安慰着自己。
其实根本用不着我在这里冥思苦想,当我垂头丧气快走到护士站的时候,我一抬头正准备寻找张晓,却突然发现我们医院血液内科的主任正从关兴管辖的那个病室里走出来,关兴和张晓也在后边跟着出来了。我愣了一愣,兀自讶异了片刻,脑海里也就明镜似地亮堂起来,脑海里亮堂起来,心头却跟着就灰暗起来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太没脑子了,竟然不加思考地就白费了这么多脑细胞,实在是愚蠢至极。想啊,关兴为了在这次事件中挽回面子,几乎是在绞尽脑汁地算计我,狠不得把我身上的钱压榨干,让我对于自己做出自掏腰包挽救这个病人生命的决定痛悔不跌、苦不堪言,或许方能消他心头之恨,在这样狠辣的阴毒心理下,他挖空心思将只要沾得上一点边却完全没有必要的所有可能的治疗措施都往病人身上疯狂施加,那请血液内科会诊这种完全迫切需要的必要治疗措施,他怎么可能放过?本来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到的事情,我却硬是为此伤透了脑筋,我不禁苦笑不已,实实在在地感受着心头翻涌的愤懑,也不知道这种愤懑是为自己的愚蠢失望还是为关兴的邪恶愤慨!
这个下午再晚些时候,我稍微空闲一点了,我就去护士站翻看我那个可怜乡亲的病历。作为大夫,我就是有这么点便利,我可以随意去翻看我作为其家属的病人的病历,所以如果将来要找关兴打官司,我现在就可以搜集证据,进行充分准备,不过我当然不会无聊到去和关兴打官司的,他那个部长老爹只要对着法院喊一嗓子,估计法官的判笔一哆嗦就会把“关兴”写成“关爷”我自己也会从难民变成刁民,那不是自讨没趣吗?我还是不要去骚扰社会主义和谐关系了!我还是好好地研读血液内科主任写完的会诊单吧!
那个会诊单上会诊医师填写的内容栏里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