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最伟大的力量根植于同情心

    神秘而莫测的同情心，

    如同银线和丝带，

    将心和心、情和情穿针引线，

    把肉体和灵魂拴成永恒。

    ——瓦特·斯哥特

    请你温柔地爱我，

    凝视我眼睛里的一朵花。

    心灵将从此豁然开朗，

    你可以看到，我那隐没其中

    深深的一片同情。

    ——娃丽茵

    人人都爱着自己：即使最穷的人，

    在困乏的生活中也渴望光辉的时刻。

    当他们明了自己已经成了

    福佑很少的丈夫和父亲，

    仁慈仍然永在，因为

    属于人的同一的心灵在胸膛跳动。

    ——沃兹沃斯

    同情心是永恒的生命之谜。它战胜了邪恶，弘扬了美德；它解除了反抗的武器，融化了最顽固的心灵，促长了人性中美好的部分。它是基督教得以立足的伟大真理之一。“爱你同类的人”，包含了足以使世界焕然一新的福音。

    据说，圣约翰很老的时候——老得几乎都不能行走和说话了——在朋友的搀扶下，参加了一次教会举办的儿童集会。在会上，他站起来说：“孩子们，爱你同类的人。”接着，他又说：“爱你同类的人。”有人问他：“您没有其他什么对我们讲的吗？”他回答道：“我一再重复这句话，是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做，别的就不再需要了。”

    同样的真理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同情心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它无非是无私和爱心的另一代名词而已。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忘却自我并将自我投入于他人。我们同情他，帮助他，安慰他。因而，没有爱，就没有同情。仁慈、同情心和爱心，是同时受到祝福的；祝福，既为那给予者，也为那接受者。当它们在给予者心中结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也就是在接受者心中生长出仁慈和爱心之时。

    “我们经常通过同情心而非劳动，”凯隆·法拉尔说，“做更多的善事，并通过嫉妒心的缺失和美德的意识，而不是雄心勃勃的坚韧努力，来使世界走上更持久的幸福之路。一个人也许会失掉地位、影响、财富，甚至健康，但如果他认命的话，同样会生活得舒适。可是，有一件东西，少了它，生活就会成为负担，这就是人的同情心。”

    确实，仁慈的行为并不一定总是受到欢迎，但对于怀着同情心的帮助者，无人可以将他拒之门外。这属于我们生存竞争中难以征服的困难之一。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应该得到常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帮助。我们应该记住，正如边沁（注：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所深刻指出的那样，野蛮人的幸福与一切人的幸福并无多大差别，与人类中最善最高贵者的幸福也是一样的。因而，一个人既然自己未曾从善从恶，对他人也不会为善为恶。

    或许，在唤醒人心中的情感方面，没有什么比同情心的作用力更大了。即使是最粗野的人，也会深受感动。它比暴力的作用要大得多。一句友善的话语，一次友善的注视，能使无法征服的人乖乖顺从。同情心导致爱和顺从，野蛮则招致厌恶和反抗。还是一位诗人说得好：“暴力本身，其力量不过是温情的一半。”

    假如允许同情心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它必将成为一种广泛的公共慈善事业的形式。对于那些极力帮助朋友摆脱贫穷和悲惨境遇的人，对于那些极力改善劳苦大众苦难状况的人，对于那些极力把文明成果深远地融入人类生活中的人，对于那些极力把破碎的家庭联结到和平友爱的纽带中的人，同情心有着其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情是每个人的责任，特别是那些与别人相比命运更加钟爱他的人，那些享有别人没有的财富、知识、社会影响力的人，更应如此。他们，至少应该为改善普通人的状况，贡献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同情心的力量并非金钱的力量，也非大智大慧的力量。人们往往过分高估了金钱的力量。保罗和他的信徒把基督教播撒到半个罗马世界，用的钱绝不会比从普通集市上赚取的多。伟大的基督教社会学说是建立在“兄弟之爱”这个观念之上的，“尽量为别人做，直到别人为你做”。每个人应学会帮助别人，强壮的帮助虚弱的，富裕的帮助贫穷的，渊博的帮助无知的，并且，反之也是，那些拥有很少的人并不缺乏帮助那些拥有很多的人。一切依靠力量的强度而定，因为信徒是无法教导他的教师，无知者和无助者无法帮助那些教导和帮助他们的人。

    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生活。他拥有的力量越大，能够给予自己和别人的生活的价值也越大。当环境并不与之相悖时，他就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他能够为自己做很多，并且，上帝给他的一切，他也必须传递给别人，这本身就是他的专项任务。

    所谓希望理智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充其量这只不过是对幸福的一厢情愿。幸福意味着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其内在的美德，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为它受苦越多，与它就越是亲密。“我母亲影响力的秘密在于，”弗拉契尔小姐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正如她早期的朋友，瑞品的凯维顿博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影响力构成了她的生活基调。在他写给17岁时她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从未曾听说过有哪一个人像你那么受到别人如此温柔、如此真诚、如此全面的宠爱，而且我相信，别人对你的这种爱，恰恰来自于你爱别人的能力。’”

    世上最可悲的人，是那些对自己失控，缺少责任心的人，那些虚度一生寻求自我快乐的人，或者那些即使在为善的时候，内心仍充满邪恶动机和自我满足，不畏惧良心谴责的人。那些对自己的美好感觉充满自负的人，他们爱自己彻底，对别人却毫不在意。即使在外面表现得文质彬彬，但如果你跟着他们到家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操持家务的，一切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已故的拉姆瑟教长曾经讲过一个可悲的故事：一位小男孩儿升天后参加了一次死人的会议。“我爸爸会来这儿吗？”他问。有人告诉他：“当然，他也会来这里。”小孩儿立即回答说：“那么，我就找不到伴儿了。”

    虚假的同情心是非常普遍的。夏普说，可悲的虚情假意其最严重危害在于，它们易于产生一种同情和愤慨的习惯，却不会有真正地解救危难或反抗压迫的行为。因而，斯泰因能够同情一只死了的驴子，却让自己的妻子挨饿。（注：英国民间故事，斯泰因的妻子叫他到外面找点吃的，他出来后看到一只死驴。他历来以富于同情心著称，因而悲伤地把死驴子埋了。回到家，妻子已经饿死。）

    “歌德，”拜因教授说，“一直与悲伤无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最大可能的聪明来理解人们的痛苦，可是只要着手行动使他们摆脱痛苦，就肯定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而悲伤只能刺伤他的心灵，打乱他的生活，除此别无他用。”（注：拜因《性格研究》）

    在圣奥古斯丁、巴克斯特、乔纳森、爱德华兹、亚历山大·克诺克斯等人的著作中，读者将会发现，在他们关于神的真理和人的职责的观点中，宗教情感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亚历山大·克诺克斯说：“与其说同情心最能够激起感情，毋宁说除此别无他途。心灵必须作用于心灵，活人的观念对于所有的心灵交融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坚强只能存在于善本身被找到的时候，不管这种善是尽单纯的法律义务，还是解除对美德的限制。善能够单独反作用于人的性格。

    人之所以获得新生，很少是因为抽象的真理，而是由于通过善和同情心所表现出来的神圣的激情。这是“让全世界都邪恶”的自然界所没有的。一个把自身投入到别人的存在中的人，在以各种方式——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全身心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就对别人施加了一种神圣的影响。他被最强大的安全卫士守卫着，向自私提出挑战。考验过后，他仍然谦卑而高贵。凯隆·默兹雷曾经用自己的双手表明，同情和互相帮助能够转化成一种快乐，能够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它减轻痛苦和悲伤——这种原理是基督教的伟大发现之一，具有和科学原理中的新发现同样的意义。

    最好的和最高贵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维伯弗斯主教以其同情心而闻名天下。有人问他的一位朋友：“维伯弗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同情心。”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答案。主教是一个胸怀宽广、慷慨宽容、行动自由的人。他常常活动在最基层的社会，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投入到每一个有着美好目的的计划中。任何在他看来值得努力的事情，他都会带头去做。结果往往成功。

    同情心是对他人的苦难、艰辛和懦弱的感受能力。诺曼·迈克雷德曾说，同情心是他性格中最先也是最后的事物。他发现人性中有许多有趣的东西，而最平凡的男人或女人都被迫放弃了这其中存有的某些优越性。“当他每一次来看我时，”一个铁匠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铁匠，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什么救世主般悲天悯人的印象，但一直都在，就是这般自然。”毕竟，人是人的所有行动的中心，因此人心中有什么以及流露出什么，就是唯一重要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同情和主动，他的感受就应该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只有我们人类，才能踏上跨越人间限制之路。

    当诺曼·迈克雷德即将前往格拉斯哥行使他的男爵职权时，他说：“我们需要活着的人，不是他们的书籍，也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本人……贫穷困苦者、衣食无着者、浪子和伤心人，由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也没做，因而能够看到和感知从那诉说着内心的光明与宁静、展示着疲惫心灵发现和享有的休憩之所的眼睛里悄悄放射出来的爱。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完全的无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简直难以想象的事物。这种无私，把常常注视舒适精致的屋子的目光，带到一个肮脏混乱的陌生处所。这种无私，使自己能以一种那么友善的话语、那么温柔的拥抱表达出来，以至于陪伴他们一生。”这些话成了他行使格拉斯哥男爵职权的主要指南。

    “我的打算是，”他又说，“对我们的人民加以认真的训练，使他们履行自己的个人义务，诸如扎实地工作；保持健康、清醒、友善、谨慎、纯洁；作为父母的家庭义务；作为社会成员的谦恭诚实的义务；诺言的兑现；作为独立工人的服从；对他们的国家——不管是对统治者还是对司法行政——的义务；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政府的了解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之前已经极大地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因而迫切需要展开更广泛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之上，应把这些原则潜移默化地带到他们中间去。”

    迈克雷德的话同样可以应用于伦敦，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富有也最贫穷的城市。很少有人会知道伦敦的东部居住着无数的穷人、病人和不幸者。一些人拿出钱来帮助他们，却很少有人会施舍自己的时间和头脑。不过，已故的爱德华·丹尼森却是一个例外。他全身心投入到改造伦敦东部贫穷状况的工作中去。他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立了几所小银行。他知道，改造一个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多余收入从酒吧里抢过来，提供给他的家人和未来。他不断地在那里建起了学校、阅览室和教堂，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人从不幸中拯救了出来。可是，面对这么多人，他的力量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一件最怪异的事情是，”他说，“在当今世界最富强的国家里，居然有如此大量的人口每年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事实是，我们近20年来接受了不可思议的财富，却没有对与之相关的背景加以反思，也没有提醒我们自己对这种成就所需要的艰辛和牺牲加以关注。”丹尼森仅仅起了一个开头作用，在他的成果能够被收集起来之前，他就逝世了。但是，如果谁愿意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前面仍然有他所标画出来的广大的义务天地。

    下面是约瑟芬·迈斯特在他艰难困苦的一生行将结束之际发出的呼吁：“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一生是怎样的——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然而，我知道一个平庸者的一生是令人厌恶的。在这个愚蠢的星球上行走的芸芸众生之中，那些真正为善、对社会有用的人何其少也！在那些能够被称为‘他为善事而奔走’的人面前，在那些成功地教育、安慰和解放他人的人面前，在那些为了做善事而真正做出牺牲的人面前，在那些隐姓埋名、对世界一无所求的慈善英雄面前，我无法报以一言，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人们的日常奔走为的是什么？在这千千万万个人当中，又有几人能够坦然地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做过什么？我是否促进了普遍性的工作？我留给这个世界的，究竟是善还是恶？’”

    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是：“如果有人问我，消除英国社会中的各种差别，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将用一句话回答他：‘最需要的是同情心’。”缺乏同情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罪恶。我们的时代，有着一条巨大的裂口，它把社会划分为许多阶级。富人远离穷人，穷人也远离富人。一个阶级拒绝付出自己的同情心和领导责任；另一个阶级则拒绝付出自己的服从与尊敬。

    旧的社会法则是：世界必须由那些友善的、热心的监护人来统治；命运的无常，部分是由那些天生高贵的人的自发的仁慈和爱心行为来弥补。可是这一切如今都不见了。现在的法则是：毫不顾及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是我们地球空间的北极星；任何横在它路上的障碍，都将被我们饥饿的铁蹄践踏得粉碎。

    在雇工和雇主之间，同情心看来业已消失殆尽。在大工厂区，主人和工人分开居住，他们彼此一无所知，互相之间也缺乏同情心。如果工人需要提高工资，罢工就发生了；如果雇主需要减低工资，裁员就发生了。罢工和裁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人提议开协商会，可是它的结果有时好，有时则不妙。焰火越扇越高，话锋越来越激烈。有时，雇主的房子被送进了火堆，他的马车也被烧毁。于是招来了骑兵和步兵，一切都停止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对于双方的头脑和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啊！

    对于家庭服务，我们又该怎么评价？至少在大城市里，人们已不再需要同情心了。不断地变换继续着——一个服务大军紧接着另一个。家庭生活不再能够以物物交换的原则进行——金钱就是一切，服务就是一切。本来，女仆进入我们的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是被当成家庭的一员。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虽然女仆的帮助对我们日常的舒适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她现在只不过是被看成一个受雇的人，她只为那么多的通用货币而按照主人的安排行事。她生活在厨房里，睡在走廊里。除了这两个与她的工作有关的地方，她对任何地方都不感兴趣。主人和仆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心，宛如两个住在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

    一位女士向我们写信谈到了安妮·玛凯，她与自己的主人罗伯特·狄克生活在一起，没有小费，也没有报酬，主人死后，她也没有接受他那可怜的遗物。信中说：“她的独立精神确实弥足珍贵，在我们的农民中间，这种精神已经变得十分罕见了。哪儿还有这种精神，哪儿就应该倍加珍惜，因为在今天，事物的变化从不停息，而且越来越快，以至于旧观念转眼间就被颠覆。随着她和她那一代人的消失，我担心，她对她主人的这种感情将会在新的一代人中变得闻所未闻。当我听到或读到主人对自己的仆人缺乏同情心的事例时，我就深感愤怒——好像铁路、汽船和少量知识造成了仆人对我们原有感情的变化，而我们仍然能够维持旧有的那种关系似的。她们渴望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她们是无法满意的。”

    同情心的缺失成了社会的通行病。我们互不认识，也互不关心。自私的根已经扎得极深。在追求快乐或财富的过程中，我们彼此僵硬而漠然。每个人都急切地奔向自己的路程，对他人则漠不关心。我们从未考虑过是否帮助那些负担比我们自己重的人。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注：拜因《性格研究》）指出了这种现有状况的可悲之处。它使人们对欺诈和犯罪行为熟视无睹。无法充分认识人类之间的兄弟关系，在自私而执着地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既忽视使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得以完美的企盼，也忽视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加以关注的追求。

    懒惰而自私的人，很少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从来对被遗弃者或穷困者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自己照顾自己吧。我凭什么要帮助他们？他们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他们在受苦受难？这个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每天都有。无法治好，就只有忍受。千百年后，它还会是老样子！”

    即使是死者的声音，也很少能唤醒“别管”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对自己的享乐、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懒惰，都是极端投入，对别人的呻吟声却充耳不闻。讨论贫穷、无知或苦难，这使他愤怒。“让他们自生自灭吧，”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帮助自己。”与“别管”相比，懒惰还算是一只活跃的动物。

    然而，“别管”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摆脱。漠不关心，一个从不同情和帮助别人的人，往往会得到公正的报应。某人对几条街外的居民所呼吸的污秽的、引发瘟疫的空气漠不关心，可是，那儿滋生的瘟疫，难免会散布到他的房子里，甚至夺去他自己的生命；某人对犯罪、无知和贫穷漠不关心，可是，夜贼和小偷也是会找到他头上的；某人对贫穷漠不关心，可他每半年就必须付出沉重的“救济税金”；某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可是，国家有常用作战争基金的收入调节税。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别管”毕竟不是一种廉价的态度。

    把“别管”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使命就是搅起一场人人皆知的大灾祸：“少一颗钉子马掌就掉了；少一只蹄铁马就废了；少一匹马人就危险了。”伽利欧（英国民间故事中一位冷漠而懒散、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样一位“别管”，有人告诉我们，他“对你们这些事情从不关心”。像伽利欧这种“别管”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雇主和雇工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一种金钱交易——做多少事，就给多少钱。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学家计算中必须加以认识的关系。可是，在道德家、哲学家、政治家、“人”看来，在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中，必须有一条社会纽带，它从两者均具备的、作为人就必然具有的同情心中生长出来，把一定的责任和爱心强加于双方，并让双方各占据自己应得的位置。而且双方均应该友爱，崇敬不朽的事物。这种崇敬，只能存在于作为活着的人的真正的尊严感之中，不仅渗透入信仰，而且渗透入情感地带。没有它，任何对社会状况的改进都毫无希望。

    “是的！”西尼·史密斯说，“这是一个功利主义至上的社会。人们活得如此僵硬，以至于你驾驶一辆宽轮马车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也看不到任何压痕。如果你拿一个手钻在他身上打孔，我相信，也只有一些碎屑从他身上掉下来。这个社会仅仅是把人当成机器，至于情感和心灵，却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考虑范围。”

    我们的诚实、忠心、无私，都到哪里去了？诚实已经成为一门失传的技术，除了金钱。现在即使是互相的尊敬也不多见。“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你。”赫伯特说。我们必须回归原来去寻求如今业已消失的指导性原理。那时候，工人与主人之间彼此互相尊敬。许多年来，我们的工人赚取的收入一直远多于欧洲其他国家工人。可是不久，这个时代就接近了尾声。铁路和汽船使得所有国家的工资接近于同一水平。当所有的阶级必须开始新生活之时，一个新的时代也就宣告来临。

    这个新时代，并不需要太多文字上的文明，例如反思、思虑和操行等习惯。金钱买不到最高的快乐。只有心灵、品位和判断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并使他回归最高级的存在形式。

    彭斯说——

    身份与地位，

    包括伦敦银行里的财富，

    它们始终无法使人获得安宁与休憩。

    真正的神圣，

    它不在局促的房间里，

    抑或书中，哪怕在草地上。

    一旦远离，

    即使有幸福萦绕心中

    在安然的我们，

    秉承聪明、富有、伟大的同时，

    它也将消失不再见。

    某位见多识广的人士曾说，富人拥有的苦恼与穷人的一样多。富人在他获取财富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挑战困难的精神。如果他把得到的东西用来做除了增值财富的手段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他将是可悲的。像一位富裕的牛脂零售商那样，他唯一的快乐就是“在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到他的老商店去。因为接受的教育不多，他无法从书中找到乐趣，不能饶有兴致地看着科学的发展进程，也不能在使人轻松释怀的林荫道上遛一遛。不过，他的手中握有一根神奇的魔棒——那使人摆脱痛苦、使饥饿者满足的金钱。他能够平息饥饿者的哭声，能够使寡妇和孤儿心情放松。可是，不！他对自己赚来金钱的关心远远超过对改善无助者和悲伤者状况的关注。

    一个人追求得越少，生活得越单纯，得到的快乐也就越多。因为那种无我的生活摒弃了邪恶，它会消除各种原始的愿望，增强人的意志，让心灵沉醉于更高级的事物中。“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苏格拉底说，“他就越靠近上帝。”当雕刻家米歇尔·安格诺的仆人乌比诺躺在他临死前的床上时，安格诺虽然也已年迈而且身体虚弱，但仍然日夜照顾着他。他在给瓦萨利的信中谈到了他：“我的朋友，虽然我可能写得语无伦次，但仍然必须答复你的来信。你知道，乌比诺死了。这对我来说，在两方面都是值得高兴的。首先，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终于接受了他。其次，他的死使我陷入痛彻心肺的悲痛之中。可是这也值得高兴，因为这位在他的有生之年就一直照顾着我的人，曾经教给我许多关于死亡的道理：不要在悔恨中孤独地死去，而要在安乐中死亡。26年来，他在我生活中总是那么善良、聪明、虔诚、充实，可是，在我的晚年时，想从他那儿找到一根拐杖时，他却走了，留给我的，只是那重新在天堂里看到他的希望而已。”

    卡祖人狄奥尼修斯对已婚人说：“对待你的仆人要将心比心，在所有的仆人面前，男主人和女主人应该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慈爱、耐心、谦逊、沉稳同时公正的人。对他们说话，不要傲慢而严厉。但是，如果家里出现了什么做错的事，也要真诚而耐心地忍受他们的过失，或者默默地把错误修正。记住，仆人做错了多少事，上帝就会给你多少保佑。”

    我们的工作和奋斗，不仅仅是为自己，而且要像为我们自己那样为他人。道德准则、家庭纽带、团结感、家务管理，都需要很高的水平，而且都建立在高尚的意识上，而非基于自我享乐、金钱支付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谨防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没有一个，”埃皮特士斯说，“爱财富、爱享乐、爱荣誉的人，同时能够是一个爱人的人。”“成为一个爱人的人，”圣安东尼说，“事实上，就是生活本身。”因而爱是美好事物的普遍原则。它存在于人的理智且显得更加夺目、鲜明。它是医治人类悲哀的唯一药品。在行动上，在学习中，在思索里，在待人接物间，在立法时，在管理中，它都是一盒点心。

    崇高的爱与疾恶如仇的精神无法分开。福罗萨特把佃斯顿·弗依克描写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无法忍受别人过分的赞颂，他爱一切应该被爱的人，憎恨一切应该被憎恨的人”。圣奥古斯丁也说过几乎同样的哲理：“美德只不过是一种正确的爱，它引导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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