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宽容是消除暴行与仇恨最好的方式

    别去做那些卑鄙庸俗的事，

    这本身是一种勇气；

    而当它们无奈发生于我们身上，

    敢于去承受，

    这同样也是一种勇气。

    ——本·约翰逊

    上苍，即使我们失去光明，

    但拥有你给予的充沛精力，

    凭借它，我们仍可以，

    成为完美的人。

    ——乔治·艾略特

    在生命的河水风平浪静之时；

    突发事件爆发，即使无法避免，

    如疾病、饥饿、彷徨、冲动、衰老，

    死亡、危险、大喜大悲，

    生命之河水流湍急之际，

    真理的坚持、力量的展现同样必要。

    ——罗伯特·勃朗宁

    勇气是每个人都乐于拥有并引以为荣的品质，是人对生命中的突发事件应付自如的力量。坚强意志使人不畏惧于任何恐惧。如果必要，在完成人生职责的道路上，它可以使人不惜牺牲生命。

    怯懦无法获得哪怕只言片语的称颂，它将受到良心的一致谴责。怯懦的人卑鄙且缺乏男子汉气概。他没有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甘于当别人的奴隶。“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荷马说，“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况时，”阿诺德博士补充说，“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就连与怯懦的人打交道也是需要勇气的。一个愚不可及的年轻人与菲利普·悉尼爵士发生了争执。他试图激起菲利普爵士与他干架，竟然朝菲利普爵士脸上吐了口唾沫。“小伙子，”菲利普爵士说，“如果良心允许我像擦去我脸上所受的侮辱那样放掉你的鲜血，那么我会立即要了你的性命。”这是一种更为可贵的勇气，它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榜样，那就是容忍和克制。

    勇敢者对其他人而言是一种榜样，他的影响极有吸引力，他身上的一种高贵风尚，引领人们随他前行，临死不惧。也许值得人们效仿的往往不是那些获得成功的人。那些一时失败者，会持续不断地对人类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先躯者放弃了的希望或许会在后来者身上复活，但前者却用肉体架设了一座胜利者通向目的地的桥梁。

    殉道者可能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他为之献身的真理却因此焕发出新的光彩；爱国者可能会头悬城门，但他加速了他为之牺牲的事业之胜利的到来。一个伟大的生命不会随着生命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他会活在别人的心中。这些满腔热情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持之以恒的后来者会前仆后继，直到胜利。因此，正义的事业迟早获得胜利。这最后胜利的到来，不仅归功于那些最后取得胜利的人，而且同样属于那些曾经失败的人。

    世界上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是依靠勇气来完成的。任何幸福——我们所享有的包括个人安全、个性自由和宪法上的自由，都是通过长期与邪恶之间的斗争获得的。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的权利只有通过各个时代的战争和恐怖才能获得。基督教的确立经过了殉教者长达4个世纪的斗争，而宗教改革运动的引入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内战。

    对真理的忠诚不渝使得殉道本身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在争取思想自由的进程中，不管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是什么，所有的殉道者都是我们的烈士，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取我们的自由。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基督徒和异教徒、东正教徒和异端者，都可以分享历史的宝贵尊荣。“殉道的天使和胜利者，”马志尼说，“是一对兄弟，他们的翅膀都翱翔在未来生命的摇篮之上。”

    在无数的殉教者中，有一个从基督时代初期流传下来的故事，这就是关于潘克雷修斯或者说潘克雷斯的传说。他出生在弗里吉亚。一个使徒保罗在给加拉提亚的教堂施坚信礼时参观过的地区。潘克雷修斯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信仰主神朱庇特。但是，父亲死后，他由叔父逖奥尼西奥斯充当监护人。公元305年，他的叔父迁到了罗马，居住在接近帝国宫廷的地方。潘克雷修斯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在罗马，在主教马尔塞来努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的照看和教诲下，潘克雷修斯改信了基督教。不久，叔父去世，这位年仅14岁的少年除了财富和信仰之外，没有任何亲友。

    当时，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正在迫害基督徒。有人报告说潘克雷修斯已经改信基督教，他立即被带到了戴克里先的宫廷。这位皇帝威胁说如果他不信仰朱庇特，他将被立即处死。少年回答，他是一位基督徒，乐意去死。“因为基督，”他说道，“是我们的主，他照亮了他这些仆人们的灵魂。虽然我还很年轻，但我却有勇气为他受难。”皇帝没做任何回答，下令把他带到城外，按照奥雷连的方式用剑刺死。潘克雷修斯用自己的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证词。他被抛尸荒野，直到第二天拂晓，一位罗马基督徒妇女才用上等的亚麻布把他的尸体裹好，埋葬在附近的墓穴，为他覆盖了一层鲜花，用眼泪代替香油进行涂抹。为了纪念这位殉教者，人们修建了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堂。（注：据在罗马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教士介绍，“如果你反对英国伦敦附近海格特墓地的圣潘克雷斯教堂，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它是一切基督教教堂之首和之母。”圣潘克雷斯教堂的建立意味着一个年轻的圣徒对异教迷信的蔑视。在英国有7个圣潘克雷斯教堂，在意大利和法国同样也有许多。）

    在罗马，早期的基督徒会在圆形大剧场中被凶残的野兽撕成碎片。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公元3世纪末期。“屠杀他们成了罗马的一个假日”。与野兽搏斗被视为罗马人的一种最有趣的活动。不论是撕碎基督徒还是公开表演的角斗士之间的拼死格斗，都给整个罗马帝国带来同样的乐趣。凡是罗马人定居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一个圆形剧场。在英国只能在肯特郡的理查伯拉夫地方找到一个。而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罗马帝国的首府特里尔，还可以发现许多罗马帝国时期圆形大剧场的遗迹。其中有一个开凿在岩石上的圆形剧场，可以容纳数千观众。在公元306年，康斯坦丁大帝推出了“法兰克人的活动”，供他的臣民娱乐。实际上就是让数千名赤手空拳的法兰克俘虏被野兽撕成碎片。这些野兽充当了刽子手，它们何时停止撕扯听其自便。幸存的俘虏又被强迫作为角斗士彼此互相残杀。而这些幸存者对观众的残忍已经极度伤心。他们再也不愿将剑尖指向同类，为生存进行斗争。就在同一年，罗马人为了娱乐，残忍地杀死了数千名布鲁克特利人。这座崩溃了的大剧场，就像野兽的拱状洞穴一样，至今闪着冷酷的光。

    在法国，许多罗马圆形大剧场仍然存在，只不过有一些用作了采石场。最大的两个剧场位于尼斯姆斯和阿尼斯。尤其后者，在防御法兰克人时，摩尔人以它的外墙为基础建造了4个城堡。在意大利维罗纳的那个剧场几乎还完好无缺，它年复一年地保存着。但是，最大的圆形剧场是古罗马的科利塞昂圆形剧场，它可以给87000名观众提供食宿。传说中它是由一个基督教建筑师和殉道者高登提尔斯设计的。据说，提图斯从耶路撒冷带来的数千犹太俘虏参加了修建。提图斯在祭献时，曾在它的竞技场上屠宰了5000只野兽。最近，在竞技场的洞穴中还发现了一些诸如狮子和老虎等野兽的骨头。

    每当科利塞昂圆形剧场上演什么奇妙景观之时，罗马人都会把这一天视为假日。男人、女人和小孩儿，都不约而同地集结在一起去看那种血腥嗜杀的运动。地方法官和元老院议员、政府官员、贵族和平民，甚至连那些贞洁的处女，都会聚集到这里。整个活动由皇帝主持。那些角斗士走到皇帝面前，高喊：“万福皇帝！”野兽往往首先发起进攻，角斗士随即应战。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些观众都因为残杀而变得痴迷。

    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罗马人名义上信奉基督教为止。最后，公元400年左右，一位年迈的隐士，对这种血腥的厮杀感到悲哀，他决定进行干预，虽然这要以他可怜的躯体为代价。但是，他的生命与这种可怕的罪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位殉道者的名字无人知晓。有人说他叫阿利马修斯，有人说他叫特利马修斯。不管他叫什么，他的勇气足于表明他生命的价值。他来自远东，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当在圆形剧场有格斗场面的消息传开之后，所有的罗马人都聚结集了那里。这位老人和那些怯懦者一同出发了，他决心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角斗士带着锋利的长矛和宝剑走入了竞技场，一场殊死搏斗即将开始。当这些角斗士即将接触的时候，这位老人跳过了墙面，站在了即将搏斗的他们中间，呼吁停止流血厮杀。高声欢呼、尖叫和怒吼，从四面八方传来。“老头回来！回来！”不，他不愿意回去。角斗士把他抛到了一边，准备发动进攻。这位老人却再次站到锋利的剑尖中间，阻止这场流血搏斗。“把他打倒！”在场的群众高呼。皇帝表示赞成。角斗士把他刺倒，从他流血的尸体上踩了过去。

    这位老人的鲜血没有白流，人们开始思考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老人为了反对他们的嗜血而献出了生命，他们伤害了一位圣洁的老人。他们为自己的残忍感到震惊。从这位勇于自我牺牲的老人被杀的那天起，科利塞昂圆形剧场上再也没有发生过格斗，这位隐士的死赢得了胜利。公元402年，罗马帝国皇帝霍诺留废除了角斗士的搏斗制度。在此前不久，这位不知名老人的遗体被抬着绕竞技场一周，然后按照宗教仪式的程序，被安葬在最近的圣克莱门特教堂。

    由于腐败、放荡和残忍，罗马帝国从远古的辉煌中衰落下去了。上层社会的不道德对社会中的各个阶级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放荡不羁的行为导致了放任自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对人性的不良影响占据了上风，它熄灭了优秀道德品质的星星之火。希腊和罗马的衰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以及由此导致的民众的堕落。罗马，这个古代世界的主宰者，在从中部欧洲森林中走出来的野蛮部落的进攻之下走向了衰落。因为，这些富有者沉浸在骄奢淫逸之中，而贫穷者生活悲惨，靠着施舍度日。他们无心去捍卫自己的国家。事实上，这样的国家灭亡了更好。

    尔后是基督教的传播，它向人们揭示了宗教信仰的真正基础。圣保罗把它带到了罗马，它足以使世界获得新生。它首先被那些开明的劳苦大众所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它说明了人类的命运，它是尘世生活的诗歌，是来世幸福生活的允诺，它也为女人们所乐于信奉。在罗马，女人们的生活任由男人们摆布，她们只不过是奴隶。而基督教给她们带来了公正，她们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怀有希望，并由此获得了男人的尊敬和爱戴。“一切美德都在女人身上，”一个古代的爵士说，“是她们传播了美德，使得男人的生命有了价值。”

    放纵、亵渎和不道德，被存在于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心中的宗教力量征服了。作恶的动机和欲望因此而减少或被改正，宗教满足了人性崇高方面的要求。安宁的日子是神圣的，劳动者的辛苦得到了缓解。教堂为它的成员营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在它富丽堂皇的屋宇下，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分阶级聚集在一起祈祷。难道他们不都是上帝的代表，不都是兄弟姐妹们？如斯美妙的一幅图景，要是能够持续下去，那该有多好！

    哎！古代的亚当并没有被我们遗忘。在自然界中是根本不存在伊甸园的，于是牧师职业成了少数人利益的捍卫者，他们反对一切人的合法权利成压迫的工具；他们和他们曾经支持过的人有着相同的命运，对宗教教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异教徒对早期基督徒所做的事情，现在基督徒也对他们的反对者这样做。迫害之火再度燃起，像以前一样，殉道者被活活烧死。对于那些捍卫真理的人来说，他们仍然需要勇气和耐力，从而敢于直面痛苦、直面死亡。

    迫害首先从意大利开始，然后蔓延到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只有德国抵制了这种瘟疫。“上帝所要求的永恒而完美的子民，”路德说，“是英勇无畏、平和与慷慨大方的人；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无所畏惧，敢于轻视和战胜一切困难的人；是坦然面对惩罚和死亡的人；他痛恨那些胆小怕事，甚至听到瑟瑟的树叶声也胆战心惊的懦夫。”

    “奇怪的是，”P。W.纽曼说，“宗教是如何变得如此残忍的呢？在基督教取代异教信仰后而建立起来的宗教裁判所，是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极为残忍的系统。在几个世纪里它一直作为一种迫使人虔诚信仰的制度而存在，它已声名狼藉并且令人憎恶。然而，它却打着温和与热爱宗教的旗号。

    在世俗权力的帮助下，西班牙的牧师通过纯粹的物质力量扑灭了宗教改革之火。一夜之间，就有800名新教徒被关进了塞维利亚的监狱。他们到处被捉拿并烧死。火光在西班牙的几个主要城市熊熊燃起。不久前，在靠近马德里的原野上开凿了一条水沟，这里曾是新教徒殉身的地方。工人们刨开了很厚一层黑得发亮的灰尘，其中夹杂着被烧成了灰的骨头和木炭。这是那些在宗教的祈祷声中牺牲的人们的遗骸。

    这种骇人听闻的残忍给西班牙带来了什么呢？它使西班牙失去了财富，国库异常空虚；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仅有八分之一的人能够读书写字。他们把牧师视为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不信上帝，甚至连牧师也穷困潦倒。“在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比在基督徒统治下的西班牙要繁荣得多，”李斯博士说道，“这是十分奇怪的事。在摩尔人的统治下政府要自由、宽容得多；人民得到了更好的教育，物产也丰富得多。自从摩尔人被赶走以后，西班牙一直在开倒车。”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或许是建立帝国的君主中最为邪恶的。他的专横残暴，历史上只有尼禄和卡利古拉可与之相比。在1568年的法令中，他要求处死在荷兰的每一个新教徒。这个残忍至极的法令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措施可以执行。但是，他的首相阿尔瓦已为此竭尽全力。在他的充满血腥的内阁、各郡郡长和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的帮助下，他有时能在一周之内残杀800人。第一大罪犯是新教，其次是财富。因为后者的原因，天主教徒也和新教徒一样遭到了抢劫和破坏，拥有财产使得信奉正统已成为不可能。6年以后，阿尔瓦夸口说他已经绞死、淹死、烧死和杀死18000余人。这还不包括阿尔瓦统治时期在围攻和战争中牺牲的数万人。企图抢劫和谋杀阿尔瓦的人不计其数。

    法国的情况也和西班牙一样糟糕。从法国依附于罗马开始，它就对反对罗马大主教的人进行抢劫、火焚、杀戮或驱逐。阿尔比教派曾被集体残杀或被赶进比利牛斯山脉。在萨伏伊王室的夹击下，韦尔多派教徒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遭到了绞杀和焚烧。而在法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同样受到迫害和焚烧。为了取悦西班牙大公，6个路德教会的辅导员在巴黎被活活烧死。

    在这场近乎疯狂的迫害中，也出现一些例外。如首席大法官德·奥皮达尔力劝同一教派的人们要具备各种美德，做一个善良的人，对各种教派的人要以仁慈、祷告和劝说为武器。“让我们放弃那些残忍的言辞吧，”他说，“放弃那些宗派、党派和那些混乱的名称之争，把路德教徒、胡格诺教徒、天主教徒都改称为基督徒吧。”因此，这位大法官被认为是一个无神论者。

    贝尔利市的地方长官多特子爵在接到查理九世要集体屠杀那里新教徒的命令后，他回答说，他已与该市的驻军和居民们商讨了皇帝陛下的命令，发现他们都是勇敢的士兵和良好的臣民，而没有发现一个刽子手。

    接下来，是对瓦锡和圣巴特罗缪思想的扼杀，这种现象在法国各地都发生过。就像一桌宴席的主菜，对圣巴特罗缪思想的扼杀实际上就是对代表着欧洲新教思想的扼杀。这件事和腓力二世的西班牙舰队试图侵占英国，被认为是16世纪下半叶的两件大事。

    被路易十四所撤回的南特法令更缺乏仁慈。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在法国境内的新教徒都必须改变信仰，否则就要被处死。新教的贵族、绅士、商人、农民和工匠都拒绝做伪君子，他们不愿意信奉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这些贵族和财产所有者放弃了自己的地产，宣布放弃各种头衔，把一切都留给了他们的敌人；商人和工匠逃离了家乡，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心灵的可以自由信奉上帝和平静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土。

    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砍杀、被车裂，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死亡不能征服他们，为自己的职责哪怕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在胡格诺教派领导人身上所发现的那些高贵品质，诸如生活和言行，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实上，法国新教徒那高贵而又宽阔的心灵以及他们那坚定的信念，产生了法国历史上最为崇高的精神品格。即使时至今天，那些迫害者早已经被人遗忘。

    路易十四和他的军队并不能征服人们坚不可摧的心灵壁垒。他迫害具有圣巴特罗缪思想的人长达60余年。那么，结果如何呢？在层层阻挠后他最终失败。驱逐胡格诺派教徒，破坏了法国的商业和农业。那时的法国经济崩溃，负债累累，全国上下陷入极度的政治混乱状态中，从而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胡格诺教徒的逃离，”米什莱在其著作《法国史》中指出，“是一次出于忠心和真诚的高贵举动。他们极端憎恶虚伪，而崇尚思想自由。为了坚持真理，无数的男性和女性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尊严。在逃亡过程中，他们甘冒丧失生命、家庭和一切的风险，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人只是属于某一宗教派别，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身上闪耀着的崇高的思想光芒，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自己是全法国的脊梁。根植于自由思想之上而大众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已深深扎根于新教移民之中，这使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和保持高贵与真诚，敢于为了真理而献身。”

    在此之前，宗教迫害之火已经蔓延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镇经常会燃起焚烧新教徒和女巫的烈火。和新教徒一样，天主教也有他们的殉道者。福雷斯特这个遵纪守法的修道士，由于否认亨利八世的最高权威而被烧死。论战的双方都实施火刑。在女王玛丽统治时期，因为宗教原因而被处死的人数比以前增长了10倍。约翰·罗杰斯牧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可以在刑场上看见自己教堂的塔尖。约翰·布雷福德抱着火刑柱慷慨就义时仍在安慰他的同伴们。温彻斯特的执事长约翰·菲尔普特同时也被烧死。我们没有必要提到拉蒂默、克兰麦和里德雷的名字。那时人们具有的伟大精神完全不同于今天的人们。今天，我们会因为一个烫伤的手指而畏缩不前，那时的人们不仅可以为了信仰而被烧死，而且还为此感到光荣，这令我们惊奇。“看到我们的救世主为了我们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都不加拒绝，”约翰·菲力普特说，“我能不蔑视这种火刑吗？”

    这种强加于人的良心之上的迫害一直延续到查理二世时期。威廉·佩恩说道：“自从国王复位以来，大约15000个家庭支离破碎，5000多人死于狱中，并且纯粹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查理二世和在他之后的詹姆斯二世把这种迫害推及苏格兰人民，在过去的天主教时代，对付新教徒的唯一方式就是火刑。红衣主教比顿在圣·安德鲁斯城堡前被焚烧。在查理和詹姆斯统治新教徒时期，新教徒也同样迫害新教徒，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见解。斯图尔特的忠实追随者四处捕捉长老会教徒，对他们实行枪杀、暗杀和绞刑。结果，这种宗教迫害形式的后果是更加令人众志成城、信仰坚定。拳打脚踢和上拇指夹更是惨不忍睹，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这些受难者却勇敢坚毅，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

    “密莱司的一幅小型绘画作品深深打动了我，”纽约市的罗伯特·科利尔说，“它刻画的是一个女人被牢牢地绑在一根被海水淹没了半截的潮标柱上。海水在她脚下卷起层层浪花。一艘经过这里的轮船扯满了风帆，但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和她的厄运。掠食的鸟儿在她的头顶上盘旋，这个女人没有理会鸟儿，没有理会轮船，也没有理会海水。她的目光正望着前方，双脚坚定地站立。你可以感觉到，她看到了天堂，她的心灵知道：眼下所受的这点苦难与她即将得到的荣耀相比，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在这幅画的下面，是从一座为了纪念她而建造的苏格兰教堂里抄来的一首诗：

    她，因为尊基督为圣

    承认他至高无上

    不放弃长老会的信条

    不承认主教的权威

    且不肯认罪

    被绑缚在潮标柱上

    她是为了基督耶稣而蒙难

    “我之所以认为这幅画珍贵，是因为当我看到画时，眼前仿佛出现一大群妇女在观望和等待，她们被牢牢束缚在命运之柱上，汹涌的潮水在四周升腾。然而，当波涛上涌的时候她们也随之上升，站立在最后最高的那一朵浪花上，她们从此升入了平静的天堂，听到了‘做得好’的赞美声。”

    “多少年来，”西尼·史密斯说，“英格兰人一直企图迫使苏格兰人改变信仰。在派出大批长老会牧师之后，他们又派出了骑兵、步兵和炮兵以及一些军职人员。血腥的屠杀时时发生。但是，令这些主教统辖制度者大为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引入《祈祷者手册》，并不能阻止这些超乎自然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堂。他们仍然沿用这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苏格兰人按照自己的那套烦人的方式崇拜上帝，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来自上帝的痛苦和任何来自上帝的惩罚，也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天空中并没有出现雷霆，这个国家也并没有毁灭，世界末日仍然没有来到。那些预言了这一切后果的达官显贵被人彻底遗忘了。从此，苏格兰成了英国不断进步的动力。”

    宽厚容忍是近来才有的一大发明。火刑已经被停止，说服人们做到这一点完全必要。如同那些产生奇闻怪事的年代一样，殉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枪杀、被钉在火刑柱上，或被车轮活活辗死。然而，我们仍然要经受被孤立、误解、嘲弄和谴责的痛苦。正同以往，对于那些秉持良心坚持真理的人，勇气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这个对宗教表现得特别冷漠的时代，保持真正高尚的行为准则和纯洁的本能比以往殉道的任何时代都要困难得多。“频繁的迫害和凶残的惩罚，”一个著名的作家说，“是对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一种刺激。但是，那种无人在意、留心，缺乏任何人性幽默和神性怜悯的使人萎靡不振的信念，却比任何政治的残暴和社会的不文明所造成的破坏性还要大。”

    但是，我们真正放弃了那些关于迫害毫无价值的观念吗？在今天，印刷和出版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该怎样看待最近刊登在伦敦一家报纸上的一起法院判决呢？“考虑到人类的目的和文明社会的意图，与路德和加尔文所犯的罪行相比较，杀人和抢劫是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没有产生四处蔓延的灾难。”这种判决或许会得到残杀圣巴特罗缪教徒的刽子手和烧死、杀戮数千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作恶者的赞同。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以往。我们的祖先传给了我们无价的自由——它是通过一些最高尚人士的生命换来的。如果不能容忍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那么这是我们的过错。耶稣会会士，他们曾经和胡诺格教徒一样，从法国被驱逐出来。现在他们是自由的，和其他受迫害的人一样，生活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必须尊重法律，尊重保护他们的国家的宗教宽容政策。

    威廉·佩恩指出，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力量在于民众意见的一致，不管是基于宗教学说还是宗教实践，都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力量往往在于各种意见、职业和实践的共存和相互之间的宽容。人的个性必须得到维护，无个性就不会有任何自由。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受到宽容和尊重，因为它是一切善行的源泉。“如果人的个性存在，即使是在专制制度下也不会产生最坏的影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执行神的旨意或是实施人的命令，对个性的任何压抑都是专制。”

    杰勒米·泰勒用一个东方神话故事来说明基督教的宽容精神。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这时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斜靠着一根拐杖，出现在他面前。亚伯拉罕把他请进帐篷，给他端来了一盘肉。他发现这位老人进食前没有进行祷告，于是便问他为什么不尊敬神。“我只崇敬这堆火，而不承认其他任何神灵。”亚伯拉罕非常生气，于是把这位老人赶出了帐篷。接着，上帝来拜访亚伯拉罕，他问那位陌生人现在何处。“我把他赶走了，因为他不尊敬你。”“虽然他不尊敬我，但是我宽容了他数百年，难道你对他连一个晚上也不能忍受吗？”听了上帝的一席话，亚伯拉罕把这位老人找了回来，并给了他殷勤的招待和善意的教导。

    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即使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也要经受殉道者的危险。在以往的时代，诸如天文学、博物学或物理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被指责为是对上帝的不虔诚。布鲁诺由于揭示了他那个时代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却是错误的观念而在罗马被活活烧死。他的后继者哥白尼被认为是不信神的人。在荷兰米德堡的利普斯尼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伽利略吸收了他的思想，自己制作了一台望远镜，然后爬上威尼斯的圣马克教堂塔顶去观察天体。他“以无比的快乐”去观察行星和恒星，由此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光环、金星的相位和太阳的黑子。他忠实地记下了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一生中的发现或许会比将来任何一个天文学家的发现都多。

    但是，伽利略的这些发现与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宗教裁判所开始对天文科学进行思想控制，伽利略被传讯到了罗马，要求他对自己所出版的一些异端邪说负责。宗教裁判所强迫他放弃自己的意见，即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宗教法庭审判官把伽利略、开普勒和哥白尼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但是，伽利略再一次振作起来，他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新的著作，来捍卫自己的学说。随即他又被传讯到了宗教裁判所，他们强迫他双膝跪下，放弃他的伟大的发现。伽利略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在否定自己信念的时候，他已经年逾古稀。如果当时他能够对这些指控做出答辩，他也就不会受到迫害。然而，真理始终是永远存在的，在以后的各个时代中，观察都被安放在人类知识的正确位置上。

    帕斯卡对伽利略所受到的指责做出了如下的评价：“那些耶稣会会员从罗马教廷所得到的反对伽利略关于地球运动观点的教令，是毫无用处的。地球自始至终从未停止过运动。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一直在沿着圆周轨道运转。人类既不能使它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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