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门帘是奶奶撩的,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垂着头,闷声不响,而电视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
当晚小舅和小舅妈来了一趟,送了几条鱼,记得还有只野兔,之后的某一天,兔头被我掇了去,等啃到大板牙时,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骂道:“让你馋!”
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住在我曾经的卧室。我嘛,被撵到了楼上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
东院却空了许久,直到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而这,总体上是成功的。
尽管2000年夏天,二刚的死亡将被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
奶奶整天唠唠叨叨,时悲时喜时怒时怜。母亲却听之任之。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
那阵正逢中招冲刺,又是实验加试,又是体育加试,文化课还忒多,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然而不知为何,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
“嗯。”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
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
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
“那咋行?”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大概过了儿童节。
他老才出去找活。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
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
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到99年10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
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
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五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父亲不愿“冤情重演”
“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
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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