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死去活来

，上口好记。比如官倒、猫腻、练摊、搓麻、蒸馏水衙门。蒸馏水衙门就是比清水衙门还没油水的单位。清水衙门虽然清，那水里面好歹还多少有点养分。蒸馏水里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瞧这词儿说的，你不能不服了北京人。

    创造力强的地方，新陈代谢也快。就算你不想变吧，又哪里架得住“这世界变化快”？于是流行语也难免“死去活来”甭说早些年前的杀口（味道）、淘唤（寻找）、转影壁儿（躲藏）没人说了，就连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流行的提货（盗窃）、鼠味（猥琐）、国防绿（军装）也没什么人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只能对它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四、从头到尾

    死去活来的不仅有词，还有词头和词尾。

    印刷品、普遍性、知名度这些词我们都会用，却很少有人知道品、性、度这三个词尾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把food译为食品，work译为作品，production译为产品，这就有了“品”这个词尾。把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impermeability译为不渗透性，这就有了“性”这个词尾。把length译为长度，strength译为强度，height译为高度，speed译为速度，这就有了“度”这个词尾。想想也对。品，原本有“种类”的意思；性，原本有“性质”的意思；度，原本有“度量”的意思。用在这些地方，很是合适，因此中国人也赞同，也要应用的，于是便有了现成品、必要性、透明度之类的词。

    品、性、度是“活来”的词尾“有”则是“死去”的词头。上古时，地名、国名、部落名前，往往要加一个“有”字，比如有虞、有苗、有殷、有周，现在没多少人这么说了。只有个别人写文章，还会把“明代”写成“有明一代”许多人还看不懂。

    长生不老的词头是“阿”用“阿”做词头，汉代就开始了。有用在疑问代词前的，如“阿谁”；有用在人称代词前的，如“阿你”；有用在小名甚至名字前的，如“阿瞒”（曹操）、“阿斗”（刘禅）、“阿恭”（庾会）、“阿连”（谢惠连）；还有用在称谓前的，如阿翁、阿婆、阿爷、阿戎（戎指从弟）。阿谁、阿你，现在没人说了，其他用法则都保留了下来，而且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北京话里已经没了“阿”这个词头。北京也有“阿哥”但那是指皇子（如雍正就是康熙皇帝的四阿哥），而且“阿”也不念阴平，念去声。“阿”在北方其他方言也多半只用于称谓，如“阿大”（父亲）。南方（尤其是闽、粤、吴方言区）则各种用法都有。阿哥阿妹、阿公阿婆不用说，阿张阿黄（加在姓氏前）和阿明阿华（加在名字前）也很普遍。粤语还用于排行，如“阿三”（别的地方则叫“老三”）。吴语则连骂人的话也说“阿”如阿木林、阿吾卵。最通常的，当然还是用于人名，如“阿q”

    南方人喜欢说“阿”北方人喜欢说“老”阿张阿黄，到了北方就是老张老黄；阿三阿六，到了北方就是老三老六；阿华阿明，到了北方也可能是老华老明。白居易就称元棋为“老元”苏东坡则称文与可为“老可”可见称“老”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也有“老兄”、“老姊”一类的称呼，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宋谚云：“关节不到，只有阎罗老包。”老包就是包公（包拯）。包公是不收红包的，阎王按生死簿勾魂，想收也收不了，所以关节（贿赂）不到，便只有阎罗和老包。

    有“老”便有“小”小，也是常用的词头。老张老黄、老三老六、老华老明，也可以称作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的。苏东坡在称文与可为“老可”的同时，便自称“小坡”（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老是尊称，小则是谦称，也是昵称。所以范成大便称苏东坡为“老坡”（快读老坡秋望赋，大千风月一毫端），孙悟空则自称“老孙”因为此人从不谦虚。除了此公，自称“老某”的，并不太多，除非是开玩笑，或者写杂文。

    词头“老”也可以用于动物，如老鼠、老虎、老鸦（读如挖）。北京话当中有许多“老”字的奇特用法，几乎是可以加于一切事物的。比如老谣（谣言）、老斋（呆子）、老叼（起重机）、老家贼（麻雀）、老阳儿（太阳）、老凿儿（死心眼）、老鼻子（多得不得了）。最好玩的是把脸蛋叫做“老苹果”嘴叫做“老樱桃”脑袋叫做“老屋子”脚丫叫做“老丫丫”至于把老成持重的人叫做“老梆子”把老于世故的人叫做“老油条”把傲慢无礼的人叫做“老鼻烟壶”把软弱无能的人叫做“老米嘴儿”则明显地带有调侃甚至蔑视的味道。

    南方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上海人就把狡诈奸滑的老女人叫做“老蟹”把作风不端的老男人叫做“老甲鱼”把非常在行的人叫做“老刮采”把喜欢卖弄的人叫做“老茄茄”至于赣语中的“老表”湘语中的“老倌”北方方言中的“老客”则都是尊称。

    称“老”的不一定都老（比如北方方言中的“老疙瘩”就是指最小的子女），称“小”的也不一定都小（比如上海人所谓“小菜”其实包括所有的菜）。称别人老杨老李，多半是客气；称别人小赵小王，却不一定是“装大”也可能是亲切，和称“阿”意思一样。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还有小弟、小妹、小鬼、小妞、小家伙、小把戏、小不点儿、小萝卜头，都透着亲切感。就算是“小钢炮”（性情直率说话挺冲的年轻人）吧，也有一种爱昵的意味。只有“小姐”是个例外。“小姐”原本是对大户人家女儿的尊称，现在则被弄得另有含义，以至于一些女孩子都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了。

    同样“大姐”这个称呼也曾有过特定的含义。它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对领导同志配偶既尊重又亲切的称谓。看来，即便是词头，也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讲礼数的北方人便喜欢称“老”（老兄老弟），称“大”（大哥大姐）；重亲情的南方人则喜欢叫“阿”（阿哥阿妹），叫“小”（小囡小毛）。阿哥阿妹，显然比老哥老妹亲切，因此也是南方情歌中的常用称谓（阿哥阿妹情意长），北方情歌中则称哥哥妹妹（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哥哥妹妹只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带情感色彩。即便用在情歌中，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

    那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在北方某些地区也叫“妹子”（长沙话中的“妹子”则是女孩子的意思，和成都话中的“妹娃”相同）。子和儿，也是常用的词尾。不过南方用“儿”做词尾的很少，更喜欢用“子”比如小孩，湖南人叫“伢子”四川人叫“娃儿”武汉人则叫“伢”男孩叫“男伢”女孩叫“女伢”（也叫“姑娘伢”）“这个孩子”就是“这伢”湖北话和四川话都是西南官话，但湖北和湖南过去同属楚国，交往也多，不能不受些影响。所以湖北人就既不说“伢子”也不说“娃儿”干脆只说“伢”读音也和湖南话差不多。

    吴方言区除杭州人外，也很少说“儿”比如苏州话只说“桃子”不说“桃儿”；也不说“剪子”而说“剪刀”但钞票、车票、电影票却叫“票子”可见“子”也还是吴方言区爱用的词尾。上海话和苏州话中甚至还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说法。不过他们更爱用的还是“头”比如绢头（手绢）、站头（车站）、被头（被子）、灶头（炉灶）、夜头（晚上）、外头（外面）、角落头（音晃）、里厢头（里面）。闽语和客家话也说“头”客家话中有上昼头（上午）、下昼头（下午）、夜哺头（晚上），莆仙话中有顶头（上面）、下头（下面）、冥头（晚上）、早起头（早上）。闽语里还有肩头（肩膀）、标头（商标）、号头（号码）、位头（座位）、症头（病症）、担头（担子）。有些词，加上“头”以后，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如菜头（萝卜）、尺头（尺寸）、门头（门槛）、称头（斤两）、药头（头道中药汤剂）。

    粤语既不用“头”作词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说什么“儿”什么“子”广州话里只有刀、剪、箸、禾、竹、叶，没有刀子、剪子、筷子、稻子、竹子、叶子，当然更没有刀儿、剪儿、筷儿。反倒是苏州话里有“筷儿”湖南话里有“箸（读如举）子”（比如吃一点点就叫“吃一箸子”）。广州话里只有“仔”（崽），比如男仔、女仔、细佬仔（小孩）、疏虾仔（婴儿）、马仔（跑腿的）、公仔书（小人书）、煲仔饭等等。其实仔就是崽，也读作崽而不读作子，意思却和“子”相同。子，有虚有实，用在词尾时义虚，要读轻声，所以“老子”（老聃）不是“老子”（老爸）；仔也一样，要看义实义虚，如果用在实处，那就是“崽”比如“两个仔三个女”仔，有“小”的意思。广州话中，但凡小（包括小瞧）的都叫仔，如打工仔，所以“刀仔”不是刀子，而是“小刀”如果那刀子并不小，就只能叫“刀”不能叫“刀子”或“刀仔”同样，鸡仔、船仔也就是小鸡、小船。至于煲仔，大约就是小沙锅了。

    这就有点近似于北京话当中的“儿”有人认为北京话就是说什么都带儿字音，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在北京话当中都能带儿字。学校、工厂、衙门、政府、人造卫星、摩天大楼这些词后面都不能带儿字。大马路后面也不行，但可以说“遭弯儿”、“抄小道儿”自家家门也可以说“儿”比如“带孩子来家坐坐，认个门儿”包括门道、门路、办法、可能性的“门”也能这么说，比如“有门儿”、“没门儿”、“门儿清”如果是正阳门、地安门，就只能叫前门、后门，不能叫前门儿、后门儿。便是车、马、船，也不能随便儿化，小车儿、小马儿、小船儿是可以的，大车、大马、大船就不能加儿。大人当然也不能叫“大人儿”除非是“小大人儿”

    也就是说，儿，只能用在小东西、小事物、小人儿身上，因此往往带有亲切爱昵的成分。比如身子骨儿、眼力劲儿什么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啥事儿？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梳小辫儿。”这首歌谣，很能说明带“儿”字儿的是个什么味儿。

    粤语和闽语中的“仔”也有这样的味道。比如闽语中的“一点仔”就是“一点儿”“一丝仔”就是“一丝儿”“一片仔”就是“一小片儿”“一碗仔”就是“一小碗儿”不过闽语中的“仔”既不是“崽”也不是“子”而是“囝”囝，也可以写作“囡”囡和囝都指小孩，但一般地说，囝指男孩，囡指女孩，或分门别类地叫做“男小囝”、“女小囡”囝是闽方言，囡是吴方言。吴语就算写“囝”这个字，也读作“囡”再说吴语也不用“囝”作词尾，用“头”如果用于人，则多半有亲昵疼爱的意思，如小鬼（读如居）头、毛毛头、囡囡头。上海人还会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头”以为小名、爱昵、昵称，比如一个名叫什么波的孩子便会被叫做“波波头”这都是北方没有的说法。

    其实吴语原本也是说“儿”的。至少在明代，苏沪一带方言还是以儿尾词占优势。人儿、口儿、心儿、门儿、郎儿、姐儿、猫儿、狗儿、瓶儿、钩儿这些词都有，现在则只剩下“固儿”和“筷儿”了。同样，用“头”做词尾，也是老早就有了，而且很普遍，如前头、后头、年头、日头、念头、想头、码头、锄头、石头、木头、骨头、舌头、准头、甜头、苗头等等。但“座头”、“房头”这些词，虽然水浒传、西游记里面都有，现在却主要流行于吴语方言区。王力先生说“头”作为词尾，始于六朝（汉语史稿），而六朝王室在江南。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吴语要更爱说“头”一些。

    儿和子也一样。用“子”做词尾，魏晋以后就开始了。汉子、犊子、种子、日子这些词，已见于六朝时的著作。唐以后，就更多，茄子、豆子、燕子、袖子、帽子、袄子、妃子、娘子，还有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用“儿”做词尾则要晚到唐，比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不过那时用在鸟兽鱼虫后面的“儿”多半指其初生者，如鹅儿、鸭儿、蚕儿。即便是词尾，也不一定就念轻音。宋以后，才有了车儿、船儿、唇儿、葫芦儿一类的词，名词也才开始“儿化”但这时，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闽、粤、赣，创建新方言的事已成历史，南方六大方言的格局已经形成，没谁会当“儿皇帝”了。

    六、新与旧

    一般地说，作为词尾“儿”和“子”可以互换。但换过以后，语感就不同了。比如猫儿和猫子，兔儿和兔子，老头儿和老头子，就不一样。也有不能换的，如花儿、草儿、脸蛋儿。因为“儿”可以发展为爱称，也可以表示调侃或微讽，比如“款儿”、“腕儿”、“小大人儿”“子”就不行。再说，换成“子”意思也变了。比如“款子”就是钱，不能用来表示那些有钱的主（款儿）。

    粤语和闽语没有“儿”这个词尾，便用“仔”来表示。吴语不喜欢说“儿”就说“头”仔，是一个南方方言字。说文解字里也有“仔”但那是能够、胜任的意思。也不读“崽”读“滋”头，大约原先也是一个南方方言字。王力先生说战国以前没有“头”字，中原雅言管“头”叫“首”（很久以后北方还叫“首级”）“头”可能是方言进入了普通话（汉语史稿）。先秦典籍中，首先使用“头”字的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庄子包括他们的门徒都是南方人，因此我怀疑“头”最早也是南方话。

    南方话中古文不少。比如闽南话仍然管“脸”叫“面”“眼”叫“目”这是很古老的说法。战国以前无“眼”字，汉以后才有，而且是指眼球，相当于“睛”“脸”字则直到公元六世纪才出现，而且也只指涂胭脂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双脸”、“两脸”意思是“两颊”如果脸面相同，则一个人只能有一张脸，哪有两张脸的？岂非“两面派”？脸与面、眼与目，既然并不相等，闽南人便不肯含糊，坚持把脸色叫“面色”眼珠叫“目仁”

    面变脸，目变眼，还不算“面目全非”意思走样，或褒贬相反的词也很不少，比如“下海”就是。下海，原本指被迫或自愿从事某种“贱业”或黑道营生，比方说去当娼妓、海盗，加入流氓团伙等。只不过，一般地说，书生当强盗叫“落草”民妇做妓女则叫“下海”也许，正因为良家妇女沦为帽妓叫“下海”妓女从良在粤语中便叫“埋街”（靠岸）。旧社会，伶人（艺人）的地位也不比妓女高多少，他们不叫“演员”更不叫“明星”而叫“戏子”爱好戏剧，自己也演着玩儿的，则叫“票友”戏子既然被视同娼妓，则票友参加赢利性演出，或者由业余的变成职业的，便也叫“下海”如果仍然保留业余身份，也不靠演戏挣钱，则叫“玩票”显然，下海与玩票，区别就在一个“钱”字，而机关干部、大学教授们为生活所迫，或为了“先富起来”放弃自己的官位或专业去经商，便多少有些“逼良为娟”的味道，当然也可以叫做“下海”的。

    不过时代不同了，过去“下海”不怎么体面，现在“下海”则挺光荣，也没人把它和什么妓女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顶多联想到票友。事实上许多人“下海”一开始也不过只是“玩票”玩着玩着就变成真的了，因为“玩票”只能做“马仔”“下海”才能当“老板”“马仔”是粤语，原本指打手、保镖，现在也指跟班、下手，或为老板鞍前马后奔走效劳的人。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甘当“马仔”于是便“下海”

    其实不“下海”也能当“老板”因为“老板”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叫“老板”的是两种人：一种是私营业主，另一种是戏班子里的“腕儿”他们往往也是班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厂商店什么的不再私有，艺人们也不用再跑江湖，没什么人是“老板”大家都是“同志”吃得开的也不是“老板”而是“师傅”“老板”这个词，也就从此销声匿迹。然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死去”的也可以再“活来”现在，不但私营业主是“老板”就连单位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也叫“老板”“师傅”和“同志”则差不多变成了明日黄花。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说起来“师傅”和“同志”也是老词。（穀梁传云：“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后汉书则云：“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所谓“师傅”就是教学问、教手艺、教本事的人“同志”则是志同道合者。这倒是古今如一，但在“文革”时期，叫不叫“师傅”叫不叫“同志”可是非同小可。牛鬼蛇神走资派，是没有资格叫“师傅”叫“同志”的，那时，这些人都巴不得被人这么叫一声，现在怎么就没人稀罕了呢？

    看来，语言，尤其是流行语，也有点像时装，有“行时”的，也有“过气”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也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