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号入座

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难道正副上帝分工还有一个掌管帽子的上帝吗？

    在革命群众眼中，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还没有人公开训斥我，更不用说动手打我。我这个系主任还没有明令免职，可是印把子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从我手中滑掉了。也有几次小小的突然袭击，让我忙上一阵子，紧张一阵子。比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我的姓名前面没有任何字眼，既无“走资派”也没有“反动学术权威”“秃头无字并肩王”我觉得颇为失望。但是，既有成命，当然要诚惶诚恐地加以执行。于是立即取出三千元，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我满脸堆笑，把钱呈上。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怪物相，不动不笑，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拒绝接受“你拿回去吧！”他们说。我当然敬谨遵命了。

    又有一次，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随着极其激烈的敲门声，闯进来了几个青年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呢？我说不清楚。要考证也没有时间。只好由这一群红卫兵裁决。我的桌子上，墙上，床上摆着或挂着许多小摆设，琳琅满目。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主要对象。他们说什么是四旧，我就拿掉或者砸掉。我敬谨遵命，心里头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因为经典性的说法是，他们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时以内，我“破”了不少我心爱的东西。我回忆最清楚的是一个我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欢喜。他们不知道怎样灵机一动，发现我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上没有灰尘，说我是刚挂上的，痛斥我敬神不虔诚。事实上，确实是我刚挂上的；但我敬谨对曰：“正是由于我敬神虔诚，‘时时勤拂拭’，所以才没有灰尘。”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当时虔诚达到顶峰的时期，心里就有一个叛逆的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地听到了许多关于全国破四旧的消息。一位教授告诉我，他藏有一幅齐白石的画，一幅王雪涛的画，都被当做四旧破掉了。这只是戋戋小者。全国究竟破掉了多少国宝，恐怕永远无法统计了。如果当时全国真正完完全全贯彻破四旧的方针的话，我们祖国的宝贵文物岂不一扫而光了吗？即使我们今天想发扬，还留下什么东西值得发扬的呢？我真是不寒而栗。

    我还是回头来谈戴帽子的问题，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难忘的一件事。革命群众或者上头什么人究竟要给我戴哪一顶帽子？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一个问题。随着革命的前进，我渐渐感觉到，他们大概给我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顶帽子。我上面已经说过，我自己想戴的也正是这样一顶帽子。双方不谋而合，快何如之！按字面来讲，这是敌我矛盾。但是，上头又说，敌我矛盾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吧。

    革命群众没有把我忘掉，时不时地还找我开个批判会什么的—要注意，是批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别，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他们管这个叫做“修正主义”多么奇妙的联系啊！据说我在春满燕园中所宣扬的也是修正主义。连东语系也受到了我的牵连。据说东语系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对于这一点，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于接受修正主义这一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点这样的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不管怎样，给我戴上与业务挂帅有一些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又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真是十分满意。虽然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并非就是完全美妙，自己还是像一只空中的飞鸟，处处有网罗，人人可以用鸟枪打，用石头砸；但是毕竟还有不打不砸的时候，我乐得先快活一阵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