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年初,日本并吞热河,虎视华北,其发动侵华战争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全国抗日的呼声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相当被动。塘沽协定以承认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为代价,换来了中日暂时的休战,但却使蒋介石淹没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中。
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他明白自己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呢?他确信,日本再强大,日军再厉害,也不可能彻底打败中国,而直接将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强不可能让日本独霸中国,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机器,如果没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以及世界市场对日本产品的开放,日本帝国貌似强大的权力大厦将会顷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过分,西方列强必会出手制止。所以,外患不过是疥癣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质就不同了,他们在江西、湖南、广东几省交界处建立的中央苏区竟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就是“国中之国”!当年蒋介石最痛恨的就是“党中有党”分化人心,瓦解士气,严重阻挠了他的集权之路。“四一二”政变以来,原本以为彻底消灭中共的“党患”没想到现在居然占据了赣、闽、粤三省60多个县,人口300多万。“清党”搞成了“剿匪”特别让他震惊的是,从1930年到1933年,原来数千的“流寇”国军围剿了四次均告失败“流寇”已变成“匪患”“匪势”已壮大到了10余万人。蒋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胁在于对其统治基础与权力核心的致命挑战,这是一场极少数富人对绝大多数穷人的战争。当绝大多数穷人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时,问题不大,但当组织能力超强的中共,将绝大多数人唤醒并组织起来时,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苏醒的噩梦!因此“共匪”的内忧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数国民党内的核心要员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精要,甚至于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来,公开主张抗日优先,更认为“共匪”乃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军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宋子文是党内公认的英美派领袖,英美自然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独大的局面,自己的大舅子屡屡发表激烈的抗日意见,博得舆论一片叫好,而将自己陷于屈膝卖国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还力推国家财政预算制度,身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要职,却三番五次地反对自己的第五次“围剿”大业。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进入10月,蒋介石的百万“剿匪”大军已正式向中央苏区开始全面进攻,战争费用顷刻飙升。蒋介石催逼宋子文从速办理军饷之事,宋子文却总是推三阻四。这一天,蒋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辕,单刀直入:“第五次‘围剿’命令已发,财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
“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呀,财政部正打算搞一个国家预算制度。”宋子文正要展开,没想到蒋介石根本就不给他讨论的机会。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吼道:“这天下是谁的天下?谁当家?”
宋子文有着响当当的家族背景,又受过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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