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三叠纪

    牢门一入，只见三叠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我被捕后，一直关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的第五房，关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见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灯光与通风维持。在这房中，我曾被疲劳审问和刑求。刑求中的一个重要关键是要我承认我是"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是台独五巨头之一。事实上，我对这难题毫无所知，所以无从承认起。纠缠了十几天，我感到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我是台独五巨头之一，我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了结。于是心生一计，说我对谢聪敏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心里想：这样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减轻。听了我自承开玩笑加人的说辞，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科长（刘昭祥，此人学问高出一般特务甚多）还用文言文反问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后来冤狱定案了，刘科长来跟我小聊，我说："我实在不是什么五委员之一，可是先抓进来的人口供先入为主，我后来居下，就会吃亏。俗话说贼咬一口烂三分，因为办案人员照例从贼的逻辑，认为做贼的，不咬别人却单单咬你，可见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也不是好东西，纵查无实据，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并移送。正因为有此天经地义，所以一个人，一旦被贼所咬，便没那么容易脱身，被咬之处，用具体写法，便有三分之烂了。纵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创伤难愈，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说什么都太迟了，只希望你们下次抓人时，务必先抓我，因为先被抓的可以占便宜，别人必须配合他的口供，他却可以撒豆成兵－千万别优待我，千万请先抓我！"我这种戏谚性的说法，其实也是真话。古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国民党情治人员说来，这话应改为"办案无亲，常与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这些牛头马面的信任，这些人"毁"人不倦、闻过（别人的过）则喜、老k点囚、多多益善，凡此种种，无不靠咬以张之。咬之为用，真大矣哉！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师和刘科长来看我，刘科长已退休了，讲话恢复了人性，他说："你的案子我们后来查出是冤枉你了，于是我们专案小组签报上级，建议政治解决、放你出来，可是上级很反常，竟不采纳我们专案小组的建议，直到今天还弄不清为什么上级不放你。"刘科长的话，应属可信，因为在刘科长之前，我在西门町碰到警总的魏宜智组长，他也透露过专案小组的建议，他也奇怪上级为什么不肯放李敖出来。我想，这该是蒋经国他们最错的决策之一，他们终于为我达成了深恨他们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狱又复出后，一路追杀蒋家，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到蒋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连二十年犹未停止，可见我有仇报仇的凶悍——要关老子吗？让依认得阿拉，他妈的你可关错了人了，你们后悔都来不及啦！我在保安处第五房的时候、国特们朝我大吼大叫，说："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在吹牛，他们从来没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的阴险和报复能力绝非蒋氏父子及其走狗们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后能够口诛笔伐，干他们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度山"，世上只李敖一人而已。

    我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认识谢聪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后认识的。他们牵扯到所谓台甫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其实也是冤狱。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写得洋洋洒洒，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有炸药、有细节，一切应有尽有，谁还会怀疑案子根本不是这五大元凶干的呢？

    可是，事实上，谁也想不到：这样言之凿凿的判决书，竟根本是一篇凭空编导出来的神话！据李政一跟我说：他在被捕不久，吴彰炯少将他们煞有介事的，找来台南美国新闻处和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人来指认，因为事先传说有个黄衣人在现场，吴彰炯少将他们就找来一件旧黄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并且，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们还被带到台北美国商业银行去"现场表演"！因为他们根本没干过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导演"一一指点细节，以应现场录影之需！这种整人整得无微不至，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李政一他们这些受难者，在整个案子的多年发展里，除了被苦刑时有短暂的诬服外，他们在坐牢时、在出狱后、在一个个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们都众口一声，不承认他们干过这种轰然一响的案子。说他们反对国民党，这是千古不易的；但说他们反国民党反到玩炸弹，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么，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爆炸案，又是谁下的呢？一个传说是：真正干它的人，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为了报复美国当时对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弹开花，给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两破，趁机清除反对分子，并把反对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给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当然不能确知真相是不是这样，但我确知每有大案发生，下级人员为了希旨承风，邀功领奖，就常常毛手毛脚，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亲历的这件案子，十足是吴彰炯少将在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副司令王洁中将等指挥下主持破获的一件大假案。

    吴彰炯少将他们为了希旨承风、为了邀功领奖，做下了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黑事，我认为纵使政治上他们可以被原谅、法律上可以被开脱，但在道德上和历史上，他们的恶行，必须有以记录，这是人间起码的公道，想吴彰炯诸公自己，在安享余年、下台数钞票之余，也该有以首肯吧？人间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决二十一年后，我路遇退役下来的吴彰炯，那时他在富贵楼餐厅做总经理，他透露给我，说美国机构爆炸案接连发生后，蒋经国在治安会议上大发脾气，因为破不了案，吓得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不敢出席会议，下令要处分治安主管多人，吴彰炯向尹俊说，你处分了这些人，案子就永远破不了了。尹俊问为什么？吴彰炯说这批人处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旧人不动，叫他们戴罪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听了，就停止下令处分。不久以后，抓到了李政一他们，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吴彰炯所谓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蒋经国以下的焦虑之情，却令我们开了眼界。与吴彰炯谈话后几个月，萧启庆、王国璎夫妇请我在富贵楼吃饭。吴彰炯过来拍我肩膀说："李敖兄，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我们饭店吃饭？"

    我说："我怕你下毒药毒我。"他听了笑着捏我一把，说我胡说，我说："说下毒药也许重了一点，不过放泻药倒是可能的。"

    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际遇，这是蒋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黄昏。在黄昏中，你的主要敌人都已死去，但他们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从良，仿佛跟你一起珍惜夕阳无限之好，人世玄黄乍变，竟离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状是台独，纯属冤狱。不过，台独分子诬攀我是他们同志，倒有一点可取——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上海流氓杜月签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这些话其实满有哲学味，虽然有点阿q。承蒙台独分子抬爱，我也如阮小七所谓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最后"牢里牢里去"，我虽有怨，但却能原谅。害我的台独分子最关键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敏、岛上谢聪敏。为了政治，牺牲朋友，何必责怪？台独分子比国民党对李敖识货得多，只是他们办货办得不够朋友而已。谢聪敏后来写口忆，说当时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狱之成，不无情治人员做案的事实，但以我当时在牢中的身受亲历，却觉得他还是写得有所保留了。事实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员咬我，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咬人有两种咬法，一种是活咬，一种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脱身脱困；后者却使人百口莫辩。例如谢聪敏说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谈吴国帧后，一边用吸尘器吸地，一边表示同意做"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的。事实上，确有谈吴国帧并吸地的事实，但在这种事实后面来番移花接木，就使我无从"印证"起了。谢聪敏咬人，咬得这么逼真、这么细腻，情治人员当然乐得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却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好采取较缓和的态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又潮的小黑房里，放封时，只许他一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窗，遥望他吃力地带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吊住铁链，双手提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钟过后，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二十三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问房里，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全失败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后，谢聪敏远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我，只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是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是：把我咬进台独案，就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个人对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无法接受这种为政治而牺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狱后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绝交状态，没有任何来往。一九八五年，美国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访美，却有化名"庄脚人"的，在台湾公论报表示反对。因为"庄脚人"不是个人而是团体，是台独联盟欲借李敖引起争端，煽动台湾同乡反对全美会主席，因此引起洪哲胜和谢聪敏的反驳。洪哲胜写从李敖事件看台湾人的统战观，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谢聪敏写君子和而不同，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谢聪敏文中有这样沉痛的话："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黑暗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现在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来美访问，反对的声音竟然来自公论报未曾亮出姓名的庄脚人。""特务逮捕李敖，也有相当的根据。一九七0年，李敖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务跟踪，他拍下跟踪便衣人员的照片，附着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送给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恩耐尔斯。台独联盟获得国际特赦协会发表的照片和名单，刊登在台湾青年杂志。在这次照片和名单刊出之前，台湾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调查局便衣人员监视的照片。特务遂断定这些都是李敖的杰作，怀疑李敖和台独联盟一定暗中联络。一九七一年；日历过年，有人在北上火车经过台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时散发大批传单。传单上说：

    欢迎外省人参加台独，欢迎李敖参加台独。这就是特务对我刑求逼供，罗织台湾本部，编造李敖参加台独联盟的根据。""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谢聪敏在我和他形同绝交的状态下，还写公道之言，大声疾呼台湾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台湾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气度，远非今天对李敖忘恩负义的台湾人可比。台湾人的每下愈况，洵可知矣！

    咬我进去的不止谢聪敏，还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狱后，跟我说："只要有反国民党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壮，闻之可喜。后来他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每下愈况，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称他叫china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七月里修房子，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

    "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阴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日本统、台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胜利，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汉好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好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在一九四九年，就因不准退役、跑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消灾，就被整起冤枉来，被诬告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间，在共产党占领下的莱阳绕岭区，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后来派到辇至头村地方、干过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就凭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就被警备总部军法处初审判决"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了！黄中国初审判决的案号是"一九七二年度初特字第四十六号（61）秤理字第四二六九号"，我仔细研究了它的内容，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终于完成了"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我共分十四点来为他喊冤。写成以后，黄中国对我感激涕零，自然不在话下。

    在为黄中国写状子后两个多月（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牢里翻到约翰多恩（johndonne）的诗（nomanisanisland，intireofitself；everymanisapeeceofthecontinent，apartofthemaine；ifaclodbeewashedawaybythesea，europeisthelesse，aswellasifapro摸ntorywere，awellasamanorofthyfriendsorofthineownwere，anymansdeathdiminishesme，becauselami女olvedinmankind.andthereforeneversendtoknowforwhomtobelltolls。ittollsforthee。），译之如下：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黄中国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让他抄一份，我同意了，于是他趴在本板上，很吃力地抄了一份。这时复判判决迟迟不下来，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来，我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我当时已知道军法处的习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施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国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这一真相，我是不愿透露给他的。

    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我预感黄中国的案子，虽然经我细心写状，也是无济干事的。黄中国的处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清早五点点钟，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抓住他，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就由哀嚎转变成另一种嘶咧，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拖到安坑刑场去了。

    先前黄中国家人送来一堆水果，李国龙说黄中国小气，不肯分给大家吃，我说谁吃这些水果，还不知道呢！黄中国被拖出去后，这些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讳的，我和李国龙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的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后，一九八三年六月九日，我花了十个小时，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细述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黄中国是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的卷入政治漩涡，阴错阳差的客死异乡刑场。他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望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缴"掉。他死后，李国龙问我："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我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于是，需谍孔殷下，黄中国备位牺牲，伏尸法场矣！

    黄中国被枪毙后，我译的那首约翰多恩的诗，对我更有苍茫的意味，我就妥为"处理"，终于使它偷渡成功，随我一起出狱。后来被胡茵梦看到了，胡茵梦抄袭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进她的茵梦湖一书里。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英文诗，此诗当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whomthebelltolls一句用作书名，就是中译的战地钟声。海明威把这首诗的全文印在扉页，可是所有的中译本都没翻它，跳过去了，所以这首诗也就从来没有中译，这是很遗憾的。中国人中，没人有功力能翻译这首诗并且押出韵来，只有李敖优为之，大师就是大师呀！

    黄中国做过外役，所谓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本来这种服务是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选择出来的囚犯，要刑期短的、无政治顾虑的。选好后，就叫他们送饭、送水、扫地、送物，并且替班长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举一动，班长都要站在背后监视，偶尔班长会偷懒、会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赶忙聊几句，透露一点外面的马路新闻，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为刑期都不长，流动性比较大。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我不知"洞见"了多少外役的来去。有时候，我的确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们同我说话，一定得采蹲的姿式，然后把头横过来看我；房里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式，把下巴贴地看他们，双方的眼睛一定成十字交叉的，他们看到的我的眼睛，是与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们的眼睛，是与地垂直的。双方的脸再经过三十乘十五厘米的框框一过滤，在阴暗的光线下，紧张的表情中，的确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时候记不清他们的长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些记不清里，有一个最清楚的记忆，却使我毕生难忘，那是一张年轻、饱满。聪明、白白的脸，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出现在我的洞口，低声同我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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