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地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罗里罗嗦,顾左右而言它。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夹塞儿,要排队。”
1966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6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末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份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呆,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惟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惟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n...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