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怪人的问题在于,只要你表现得稍显正常,大家便都注意到了。
因此两周后,当我5点30分离开实验室,说要到第二天才回去时,人们就开始嚼舌头了。
实际上,那天早上我头发理得比较像样地走进实验室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既不开医学会,又没有从华盛顿来的客人,老板干吗要在看来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收拾得整齐像样?
具体情况我甚至连秘书宝拉都没有告诉,仅仅让她记下那晚“晚餐,7点半”然后要她自己记住提醒我“带上玩偶”
我在非洲最后的日子里曾在附近的村子里到处转悠,寻找手工艺人(我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最棒的)购买——有时定做——当地各式各样人物的小人像,好在回国后怀念他们时拿出来看看,回忆他们是什么人,和我的关系等。
我看着我厄立特里亚的微型居民,想从中为埃维的女儿们挑选礼物。
一开始我想给她们带去和她们同龄的女孩子的小模型,但最后我挑了我最珍爱的两个:两个老音乐家演奏当地的乐器,一个是一种鼓,另一个是一把长脖子提琴。(这两个音乐家和艾达圣诞节聚会上的音乐家一模一样。)
我决定不给埃维小人像,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猜是因为我不愿意她成为我已经留在了身后的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只是给她带了花去。我记得她喜欢水仙花。
“东卡内基厅”真是名不虚传。进门时我认出了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和他的妻子,显然正要去一个音乐会(不是他演出,否则他会走得早得多)。开电梯的意大利人在把客人送到各自的目的地时不停嘴地大谈音乐,对我也是如此,他立刻就认为我是某种大师。
当他得知我的目的地后,他宣称约瑟夫森太太是个“可爱的女士,出色的音乐家,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他是把自已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这里居民的判断一律提供给所有的客人,还是说埃维很特殊?他还说“我的妻子也是个优秀的母亲,不过遗憾的是她不会乐器”)
对他来说,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来到了埃维的楼层。
从她邻居的公寓里传出了演奏拉赫马尼诺夫1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乐声,这毫不令人奇怪。但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从埃维门下飘出来的西红柿和大蒜的刺鼻香气。
1拉赫马尼诺夫(1873-1943),20世纪最著名的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俄罗斯浪漫主义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倡导者。
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家中烹调的晚餐,不是饭馆或微波炉晚餐,而正在等待着我加入到她们中去的是一个真正的家庭。
戴比打开了前门,告诉我她妈妈因为开系教师会耽误了,几分钟前刚到家。
“你能过一会儿再来吗?”她好心地建议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
“戴比,”埃维不满地大声喊道“马上带马修到厨房来。”
“你好,”飞走进厨房时她微笑道“正如女招待领班刚才对你说的那样,我有点晚了。你能把那瓶意大利干葡萄酒打开吗?”
莉莉往碗里刮干酪丝的时候,埃维把面团放进滤器里。她的围裙遮在一条朴素但使人增色的连衣裙上,我肯定她上课时穿的不是这件衣服。房间里充满了引起联想的各种气味,使我想起了我们很久以前的学生生活,那时我们常自己做晚饭,然后演奏直到半夜。
我们彼此吻了吻面颊。我觉得莉莉可能不喜欢这种公开表示感情的做法,但我也感到戴比会喜欢。当我慈父般地拍拍她的头发时,她红着脸的微笑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当女孩子们在厨房的桌子上放好餐具后,我拿出了礼物。她们打开包装,完全给迷住了。晚饭时这几乎成了唯一的话题。
我讲给她们听阿迪苏玛的事,我的记忆和6年前同样生动,因为一切仍活在我心中:那些等了一夜(有时还要久)的病人的长不见尾的队伍,而医生往往只能给他们一眨眼的工夫(当时我们称之为“飞行诊断”);那牺牲了国内轻松舒适的工作去帮助饥饿、干旱和内战的受害者的一群无私的人们;以及永远改变了我的态度的——如坐下来吃这样一顿饭时的内疚感——更为深刻的经历。
她们是两个很乖的孩子,无论是上菜或收拾桌子都不让妈妈动一个手指头。可是她们却公然无视妈妈明明白白的要她们回屋去做作业的要求。埃维不得不下命令了:
“我认为你们两位女士最好还是去做作业,不然就不给你们打电话的时间了。”
在这一威胁之下,两个人全都离开了,虽然戴比很不情愿地拖延着,要求妈妈允许她“你们开始演奏时”回来听。
“没人说过要演奏,”埃维稍带窘意地反驳说“马修一天很累了,也许只想坐下来放松放松。”
为了强调话已说完,她转向我问道:“你每天几点钟开始在医院上班?”
对我来说,这是个舒服得多的话题。
“实际上我有时候整晚都呆在实验室里。”
我性格中的这个毛病却错误地给了孩子们深刻的印象。
“你是说你根本不睡觉吗?”莉莉圆睁着两眼问道。
“啊,我总能缩在沙发上睡上一会儿的。”我很快解释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才没有结婚?”戴比天真地问道。
埃维的脸红得像救火车一般。她摆出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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