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这不是一场梦。

    我醒来时仿佛是半夜，发现自己仍睡在西尔维亚身边。她竟然在我的怀里平静地呼吸着，真让我不敢相信。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我真想吻她，但我不能搅了她的睡眠。

    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5点钟了。通过她窗上那临时凑合用的百叶窗，可以看见黑暗的天空已开始出现丝丝曙光。我得回房间去了。

    尽管我穿衣服时尽量轻手轻脚，西尔维亚还是突然睁开眼睛，用胳膊支起身子，在黎明的昏暗中看着我。

    一开始她光是看着，然后说：“不。”

    “不什么？”

    “你不能走，马修。”

    我俯下身去，脸紧挨着她的脸。“你愿意他们知道吗？”

    “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反正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

    “是的，”我微笑着说“你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吗？”

    她点点头。“所以你可以留下。”

    “不行，”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愿让吉勒斯妒忌。”

    她笑了。我挣脱了她的魔力，迫使自己按我知道是对的方式去做。

    “马修——”

    我停下来轻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才刚刚开始全新的一章。回头见。”

    我走进棚屋时吉勒斯惊醒了，很快伸手去拿眼镜，但我叫他放心，说：“别冒汗，还早，我只不过出去散了一下步。”

    “啊，当然。”他回答的口气让我猜不透“不用担心，你没有打搅我。我一直在训练自己5点钟就醒来看鸟。既然你已经起来了，你想跟我去吗？”

    我感谢他慷慨的邀请，答应以后和他去，同时对于他对周围事物的不加注意，或是注意到了但好心地装作没有注意到，心里十分感激。不管怎样，我希望今晨他能看到带来幸福的蓝知更鸟。

    我们的哑剧继续了差不多48个小时。我的队友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行为有什么变化，我们很高兴没有人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

    第三天早上，弗朗索瓦派我们两人开着半履带式汽车去给一个生病的酋长看病。他如此宽宏大量地让我带个朋友去进行本来只要一个人就够了的简单出诊，我是应该起疑心的。

    我们回来时他对我们咧着嘴直笑。

    “二位，我不得不给你们重新安排住处。从现在起你们两人都住在11号屋，就是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西尔维亚和我交换了一下目光。

    “不介意，”我代表两个人说“我们会强迫自己服从的。”

    突然我想起来了。“嘿，一共只有10间屋子呀。”

    “啊，信不信由你，希勒，我们已经把你的东西搬到了院子里最新开发的住宅中去了。”

    “你是说我的东西也搬过去了？”西尔维亚觉得又惊奇又有趣地问道。

    “没有，我们觉得你会愿意自己搬。当然，是在下班以后。总之，我们的一些康复病人手可巧了，你们今天上午不在的功夫，他们用创记录的速度把整个棚子搭了起来。”

    看来显然是这样。棚子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筑上的典范，把电话亭般的长方体和比萨斜塔那轻缓的倾斜结合了起来。但是那又有什么，它有着无法估量的优点：它坐落在仓库的另一边，远离其他的棚屋。不论它是多么粗陋，它是我们的第一个家。西尔维亚和我手拉着手站在一起，看着这刚刚盖好的住所。

    “幸福吗？”我问。

    她微微一笑。“我对你说过谁都会看出来的。”

    “那好呀，省得我们告诉大家了。”

    这时弗朗索瓦在远处大声说道：“请允许我提醒二位，这可不是个借口，下午上班一分钟也不能迟到。”

    不用说，我们的夜晚是难忘的。

    我们非常幸福。

    然而，在白天无情的酷热中，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

    土地是焦干的。除了兰花楹属树木勇敢地、挑战般开着的紫色花朵之外，什么都似乎不开花、不生长。周围的景色是一片单一压抑的暗淡棕黄色——微带刚能察觉的一丝红色的暗棕色。有时在沉思中，我会想像这是土地吸收了所有的屠杀所流的鲜血的结果。

    从诊所，我们有时能听到哒哒的枪声。这是种令人担忧的声音，还不仅是因为它意味着马上就会有受伤的人来手术。自然我从不问受伤病人的政治派别。有些人年纪非常小，我常常怀疑他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而这再一次说明了战争的愚蠢。

    西尔维亚的父亲知道该怎么办事。第一个星期尚未结束，他在达赫拉克群岛上的石油勘探公司的直升飞机就把药品从阿斯马拉机场安全地运到了我们的后院。拥挤在附近的病人高声欢呼，为欢迎这些魔力无边的直升飞机跳起舞来。

    而我们则用做手术来表示庆祝，还有给沙眼患者开强力霉素（唉，但是没法开给达威特）。

    全靠工作的速度才使一切变得可以忍受。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对看到的可怕疾病感到毛骨悚然。在书里面看到图片是一回事，但是在现实中面对一个原本很可爱的孩子严重毁容的脸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看病的时间以外，西尔维亚和我都在一起。对于别人来说，疲劳而毫无变化的日子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精神，而对于我们，每一天都纯粹是幸福的无限重复。然而，每一天都必须承受的、令人无法接受的无谓死亡，即使在我们身上也产生了影响。

    我能通过在假键盘上练琴来排除自己的痛苦，但西尔维亚却没有这样的途径，需要向人述说她的感受。她不用说话我就能知道，什么时候情况特别困难，她需要安慰了。

    她会回到家中，换上浴衣，匆匆到临时露天淋浴处去洗澡。如果时间掌握得好，晒了一天的水还会是温热的。

    洗完澡回来，她会紧挨着我在床上坐下。我膝上放着键盘，狂热地弹奏着。没有乐声，她无法知道我弹的是哪只曲子，所以我解释给她听。

    “这是贝多芬所谓的月光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给了这首奏鸣曲这个愚蠢的名字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部分——它确实十分激越，路德维希1实实在在是宣泄出了一股猛烈的旋风。”

    1路德维希，贝多芬的名字。

    然后，我用全部力量再度投入弹奏那疯狂的琶音和隆隆的和弦中去。

    “你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艺术家。”她说，一面吻着我的颈背“我一看你的脸就能看出你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微笑着“有时候我也能听见音乐声。”

    这时我就会停下来，我们会谈谈一天的情况。因为我们不能不谈。这是保持神志健全的唯一方法。

    如果病人死去，西尔维亚总要责备自己。有一天午后不久，一对双生婴儿死产，那天晚上她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严厉的自责。

    我用尽自己全部的说服力才使她相信，这个国家的产前检查不仅是质量低的问题，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不少临产妇在步行许多英里往诊所走来时，还没有到我们这里就失去了婴儿。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严肃地说道：“有的时候我痛恨这个地方。”

    “不，你不恨。”我反驳道，一面把她搂进了怀里。

    由于食堂是唯一有电的“娱乐”室，晚餐后大家都留在那里，看一个星期前的旧报纸，写信，聊业务或——是的——吸烟。压力确实极为残酷，我们有一两个人又犯了老毛病，吸起烟来。

    我们常常用短波无线电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节目中的新闻。当提到厄立特里亚的起义者为从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所进行的战斗时，我们总是如饥似渴地听着。他们在伦敦，但对于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事知道得似乎比我们要多。

    其他的医生简直谈不到有什么社交生活。吉勒斯的鸟当然是有翅膀的，因此大多数时间他都是独自坐着看书或发呆。然而，他似乎并不愿意这样。我总是努力让他参加到我们之中来，他显得很勉强。

    “这种闲谈总是落到谈个人过去的话题上。”他阴沉地评论道。

    “那又怎么样？也许会很有趣呢。”

    “对我不是这样。我没有过去。”

    我那助人为乐的本性使我不肯放弃。

    “你总可以编出些细节来的。我相信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没有想像力。”

    到这个分上，我那牧师般的宽宏也到了头。

    当最后的读书人交换过了最后的平装书以后，直到上床睡觉之前，除了聊天以外就没有别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了。

    渐渐地，我们知道了彼此过去生活中的故事，那些各种各样导致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块充满厌倦、无聊的绿洲的奇遇和不幸。同事的过去不可避免地成了我们的主要消遣。

    我想弗朗索瓦成了第一个倾吐一切的人，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从他左手上的戒指知道他结了婚，从佩尔捷夫人的从不出现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结合并不是无比幸福的——我们上飞机前她都没有露面。

    一天晚上，他无意中提到自己是个“幸福的已婚男人”我听见后不由自主地说了声“真的吗？”于是引起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热烈辩论。

    “真的，希勒，”他肯定地说“我们一起20年了，有3个很有意思的孩子。”

    “你有多少时间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

    “这种事情是不应该用量来衡量的，老弟。”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从你呆在国外的时间来看，你短暂的家庭生活经历必定是惊人地热烈。”

    这时，莫里斯赫尔曼斯提出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特别想问的问题。

    “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弗朗索瓦，请问你的妻子从这样的安排中能得到什么呢？”

    “哦，”他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她结了婚，却不必忍受老有个丈夫在旁边碍手碍脚的不便。当然，她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她本人是我们资金筹措办公室的主任，而且是个好母亲。”

    我心中暗想，这不是占上风的一招。不过事情还没有完。

    “每年8月在诺曼底我们的小别墅里，我们都提醒自己，性生活就像优质香槟酒——一开始时冒泡的话，20年后就会更好。我们使短暂的相聚充满了温文尔雅的谈话，这样我们会暂时忘记我们已经不再相爱。”

    毋庸多说，没有人再提出任何问题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等我回到巴黎以后”之类的话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的谈话里。我们时常需要提醒自己当初将我们带到这片遥远的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来的理想主义，因为我们正在逐渐变成萨特1的别无出路中的人物。只是结果发现，地狱中并不是“别的人”而是同样的人。

    1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创者。

    在我们这一漫长的冒险历程之初，当莫里斯赫尔曼斯要吹口琴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门廊上吹，以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但是渐渐地，他不仅把表演移到了室内，并且还开始和英国广播公司竞争起来。

    从原则上讲，即使如此也还是可以忍受的。遗憾的是，他的保留节目只有红河谷和我亲爱的克莱门坦。可以听到有人要对他施以私刑的传说。

    5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从广播中听到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左翼恐怖主义分子绑架并杀害的消息。西尔维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不仅勾起了她对自己母亲命运的可怕记忆，而且莫罗还和她父亲有私交。

    我力图安慰她。“至少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不会遇见那种事情。”

    我让她答应不再听新闻广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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