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英国之旅奥威尔和犹太人四

    在整理有关维根码头材料的间歇，奥威尔继续扩大他的文学报告范围，写了一本有关在爱书角书店里所度过的时光，这篇发人深省的回忆录发表在两周读物上；回顾了时代与潮流的旅游书籍并且为新英语周刊上的一篇现代小说写了一个很长的评论。这篇评论公开了他的另外一个对文学思潮长期的抱怨，那就是，大部分现代书评的质量非常差。不知怎的，一般的评论家在为报纸上所登载的书籍做评论时，总是把自己放在文学的大环境中，趋向使用小说所惯用的高标准，奥威尔认为，这是用称大象的弹簧秤来称一只小跳蚤。

    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来自西班牙的消息。随着秋天的逝去，佛朗哥非洲的军队向马德里逼进；对左翼军事民兵组织和共和党的积极分子的屠杀行动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极为突出。在这次事件中，马德里存活下来了：如果不是佛朗哥绕路去救援托莱多的话，它几乎就要沦陷；共和党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了。在共产党主导的国际旅领导的运动中，数以千计的外国志愿者来到西班牙。秋天，奥威尔决定加入他们。此外，奥威尔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还不为人知。唯一的线索是在一些信件中，他做了许多的安排。12月8日，他得到了签发的护照。2天后，他让摩尔为他在银行做个50英镑的担保。离开的准备工作和对通向维根堤之路手稿的最后修改是同时进行的。最终这部书在12月15日寄给了戈兰茨。奥威尔写了一封正式的书信给克里斯蒂和摩尔，在他不在的时候，授权给艾琳处理他的文稿事宜并且对她的银行户头付款做安排。奥威尔习惯完成一件事情之前不作任何休息——艾琳记得奥威尔在那年早些时候离开伦敦前是多么匆忙——无疑想尽快到达西班牙。但是在12月19日，维克托戈兰茨发给他一封电报，要求他能够参加一个会议，通向维根堤之路可能有机会在左翼图书俱乐部出版。

    戈兰茨与克里普斯和斯特雷奇第一次吃早餐的时间要追溯到1月份，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创始人的想像。（奥威尔对它早期出版物已经做过评论，威尔弗雷德马卡特内的园林传记墙要说。）最初的计划是创办一份左倾的报纸，但是戈兰茨游说大家创办一个文学社。这样就要求不少于2500个订户，而第一年就有4000个支持者订阅，由讨论组和智囊团网支持。55年的分裂，很难为崇高的理想主义——或者谓之纯粹的执迷不悟——想出一个更好的象征物超过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左翼政治印记下出版的书籍更好的象征物。至少在创作的最佳时期，有着超过25万的读者，它是一个在提高意识和对在英国的左翼政治生活事实的展现方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实验：某种自然规律引出了高傲和超乎寻常的愚蠢。这些特质在戈兰茨所接受出版的通向维根堤之路中均有体现。戈兰茨对第一部分令人深思的报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引起争端的第二部分是否值得出版没有把握。这一点，他认识到，违反了他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观念，同样也会得罪一些订户。这样的结果很难推测，但是，奥威尔在12月21日要到伦敦来，并且为西班牙之行做出更多的安排。他会见了戈兰茨并接受了100磅的预付款，但是，直到圣诞节戈兰茨都没有决定这部书是否应该拿到俱乐部出版。

    同时——奥威尔生命中的两个部分成为一个整体——他寻找一个可以提供给他赞助的组织，支持他去西班牙。他开始访问在国王大街的共产党总部，并且向哈里波立特，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申请。考虑到共产党和戈兰茨的亲密关系和奥威尔是一个明显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波立特早已接受了奥威尔政治上改变的正式宣言。至少，得到关于奥威尔是否想加入国际旅的答案——奥威尔回复说，他宁愿到了那里再决定——他建议奥威尔从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去西班牙，这是一条安全通道。奥威尔没有被阻拦，用了他与独立工党的关系并且得到了在巴塞罗那的代表约翰麦克奈尔的信。独立工党的总书记，佛那布莱克威，记得奥威尔到达独立工党总部时他的状态是十分好战的。奥威尔承认，这次经历可能会成为他的一本书的素材，但是，他现时的目标是与佛朗哥作战。快到圣诞节时，他离开了英国，去了法国。有一些特别的故事：奥威尔充满希望地对杰克康芒说，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每个人都去西班牙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法西斯分子了；当他到达新英语周刊的办公室时，他严肃地告诉编辑菲利普麦瑞特“必须要做点什么”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传说，他和艾琳把家里的银物都拿去典当了，作为他去西班牙的费用，但同时告诉布莱尔一家，这是用作雕版的。有一点很清楚，尽管奥威尔晚些时候声称，他当时去西班牙只有一个很模糊的为报纸写文章的想法，然而，在他的脑中却有着一个更加明确的目的：战斗。

    奥威尔和犹太人

    1933年2月，维克托戈兰茨收到一封s。m。利普赛先生的来信，后者是巴黎伦敦落难记一名读者。然而来信并非褒扬。他在信中指出“这本书的好与坏我根本不愿做任何评价，”“但使我震惊的是，一本对犹太人极尽侮辱、令人厌恶的书竟是由以戈兰茨为名的公司出版的。”随后，言词更为激烈的信件接踵而来——戈兰茨并非一个轻易能受到侮辱的人——甚至还有法律行动的威胁，但最终都被平息了。尽管如此，这些阴影还是影响到奥威尔早期作品对犹太人以及后来犹太国家建立的整体态度。这一点，在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私下对奥威尔葬礼的一段奇怪描述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格里奇对当时葬礼上有这么多犹太人感到好奇，他认为奥威尔“本质上是极度反犹太主义”的。

    奥威尔后来的作品显示出对犹太人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对“犹太”这个抽象概念的极大兴趣。在其他方面，他还为当代犹太人记录写了一篇长篇文章英国的反犹太主义，关于犹太人主题的评论（包括对于萨特的“反犹太人画像”的评述）以及一些“如我所愿”专栏的文章，这些文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反犹太人歧视问题的产生。奥威尔的朋友托斯科菲维尔后来对这些文章做了仔细的研究，把其中关于犹太人的思想分为三类。一方面，奥威尔对于他所感受到的反犹太人激烈情绪的震惊。另一方面，他又急于表明这些支持反犹太人的观点是非理性的，通常只是无异于对经济不满的发泄。菲维尔相信还有第三方面，即奥威尔也不安地意识到公众发泄情绪也必须是有原因的。烟草商队伍里的那个人，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嘲弄“上帝特选的民族”这也不是没有任何缘由而发生的。似乎对奥威尔而言，反犹太主义必定有一个解释，然而这种动机却被误导了，或者说原因还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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