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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高兴的是,菲尔兹夫人是个比较坚定的人。她读了这本书,把它拿到斯特兰德摩尔的办公室去,说服摩尔看看这本书。摩尔看了书之后,给奥威尔写了一封忠告信。在摩尔的出版社表示愿意帮他出版这本书之后,奥威尔在4月底又给摩尔写了封信,详述了书的遭遇:1930年6月份,他最早尝试将这本书寄给海角书局;1931年夏天,他将稿子改写之后又寄给他们;艾略特曾表示过少许的兴趣。如果你们有可能接受这本书,奥威尔提出,能否请你务必匿名出版,因为“我实在没法以它为荣”既然如此,当初奥威尔干嘛又一心想让它出版呢?从奥威尔早先给摩尔的一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出版业的一无所知,出版业人士提出的一些要求就足以将他吓住。接下来的几年里,摩尔的出版社才开始不断接受业外人士的一些建议,一些人找翻译做,还有一些询问那些最简单的出版流程。奥威尔和他们初次合作时,提到了他正在写作一首长诗,诗是关于伦敦一天的生活的,奥威尔说“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应该能写好”这时,奥威尔突然想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种文章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什么收益”的确如此。他曾跟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提出要翻译一本左拉的小说,可是,这份工作也不会给他带去太多的快乐。对于奥威尔这份不谙世事的天真,摩尔都容忍了,一方面显示了摩尔极好的耐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确对奥威尔的作品很感兴趣。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此时的奥威尔对于自己刚刚起步的事业,对于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都非常的迷茫。社会报道、长篇小说、文学翻译、“长”诗(在当时被看作古董的体裁)——所有这些在30年代早期的时候,似乎都曾符合他对文学道路的想法。这首关于伦敦的诗他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最终以伦敦乐事为题发表,描述了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康姆斯道克对闲暇时光的痴心追求。

    奥威尔所说的“这段时间”的结束标志着他30年代早期生活的结束和他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许多其他战时苦苦奋斗的作家一样,奥威尔此时开始为还处于黑暗中的下层社会的私立学校工作,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在伦敦西部的赫斯霍桑高级中学找到给男生上课的工作的。伦敦当时有很多教育中介机构,很可能他是向其中的一家申请的。对于一个由当时的顶尖级学者培养出来的伊顿毕业生来说,即便他非常不喜欢伊顿的学习经历,到赫斯霍桑高中教书绝对是份掉价的工作。除了他,学校另外还有一个教员,那就是校长。全校学生不足20人,都是当地一些看不起公立学校的小资产阶级者的儿子。学校安排奥威尔住在学校的管理者尤恩森家的底楼,有2间屋子。尤恩森另外供职于当地一家生产“主人之声”牌唱片的工厂。跑到伦敦西部这个不知名的小地方来,迫于生计干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奥威尔痛苦到了极点。盛夏的时候,他在给埃莉诺的信中提到了赫斯这个地方“上面这个鬼地方”——就是信上寄信人的地址“是我见过的最荒芜的地方之一”(在牧师的女儿倒数第二章,真实地再现了这里的环境氛围)。奥威尔和埃莉诺的友情也没有很大发展;尽管这封信是开学2个月后写的,埃莉诺连奥威尔的行踪都不知道。霍桑学校的这帮学生对奥威尔的印象是,课堂上很严肃,但课后话要多一些,随时乐意教你画油画,曾经带了他的一个学生到当地的沼泽地去收集沼气。那个学生还记得“这个不近人情的”布莱尔老师曾把他屁股打得一个星期坐不了凳子;但他对这段师生间的过节没有丝毫怨言。他还精心编排了一部戏剧,查理二世,这部戏剧在牧师的女儿中也写到了,故事情节复杂,服装设计也下了很大工夫。

    隐居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很少有机会出去,奥威尔又开始写作了。从他这段时间的信件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宗教有着极大的兴趣,尽管有时候是带着嘲弄的口吻,但其中仍然包含着真诚的本质;确切地说,他这方面的兴趣源于他对宗教用具的非常详尽的了解,还有对其中一些岌岌可危的问题的认识。可能,我们在这里讨论奥威尔的宗教“立场”的做法是不对的。他曾经对戴维阿斯顿说过,要检验一个人是否忠诚,只要看他信不信有来世,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有人信来世,可见他是不虔诚的。但是,早在他事业的起步阶段,奥威尔就在研究何谓移位了的宗教敏感性。他认为,这个国家以及每个个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认识并且积极调动丰富的人类情感,而直到最近,人类的情感才被引导到宗教教义的遵守上来。他花了6篇文章来陈述他的观点:人类已经失去了灵魂,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替代品。当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却是以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操纵过去,无视未来,这对于前进中的30年代而言尤其危险。在同阿斯顿的那次谈话中,奥威尔指出,一个人的道德意识完全取决于他是否关心死后会发生什么。

    尽管奥威尔后来才探讨个人的道德观与是否信仰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对于精神信仰问题的极大兴趣却显而易见。他父母在索思伍德镇的朋友凯尔夫人是个天主教徒,曾借了一本书给他——卡尔亚当的天主教精神。奥威尔给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寄给新英语周刊,可见他对精神信仰问题的兴趣显而易见。尽管奥威尔并不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但他在显示自己对当下的宗教政治熟悉的同时,由于说了一句“除了天主教徒自己,很少有人懂得要严肃地看待教堂”这句话激起了极大的民愤。人们开始争论。著名的天主教护教论者马丁德尔神父也认识凯尔夫人——凯尔夫人可能也把他的罗马信仰一书借给了奥威尔,奥威尔在那篇评论中用到了这本书。神父写信给凯尔夫人说,他想见见这个好争论的年轻人,要纠正他的好多宗教观念上的错误。这段时间正是天主教复兴的重要阶段。诺克斯大人和达西神父是复兴的主要人物,报刊读者对他们都很熟悉,当时对吃喝玩乐的享乐生活的追求也风靡全国。奥威尔对卡尔亚当的书评中所讨论的问题在所有的圣坛和报刊上都受到非议。我们可以说,奥威尔是一个潜藏的天主教皈依者——可能是因为凯尔夫人的一片热心,对于30年代的作家来说,天主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避难所,在让叶兰继续飞翔中,戈登对拉夫斯顿说,在20世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要么选择天主教,要么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这话有夸张的成分,但这确实是20世纪的文化人,特别是作家所接受的选择。

    一半出于寂寞,一半出于兴趣,可能还希望给埃莉诺贾克斯留下个好印象(据她女儿说,她是个“非常崇尚精神追求的人”),奥威尔结交了一个助理牧师,名叫欧内斯特帕克,是一个比他稍大的年轻人,在赫斯当地的国教教堂任职。这个教堂很注重仪式,不是很遵从那些改革提案。奥威尔很热心,主动要求给教堂画圣像,是一幅圣母玛丽亚的像。他告诉埃莉诺,他要把这幅肖像画得尽量像巴黎妇人中的插画。他还暗示会去领圣餐,只是担心面包会咽不下去。奥威尔参加英国国教教堂的真正动机很难猜测,既然他参加了,又为什么不去参加教堂里最重要的仪式呢?他无疑是喜欢这个助理牧师欧内斯特帕克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喜欢和他相处,但私下里又嘲笑他工作的这个圈子,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种背叛?奥威尔在给埃莉诺信中的那种挖苦的语气是否仅仅是掩饰他自己内心理不清的困惑呢?不管答案是什么,可以看出他喜欢把埃莉诺当成听众,战战兢兢地提出见面,问她能不能帮他收集一些蛾卵来做自然研究,告诉她他不知道夏天能不能回索思伍德,因为他想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他们本来可以在星期六见面,但是奥威尔收到信晚了,他没法更改日程安排了。6月底,摩尔通知奥威尔,维克托戈兰兹公司打算出版小人日记,不用担心这本书有诽谤和煽动公众的嫌疑了。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奥威尔,促使他加紧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虽然40英镑的稿酬是偏低了,但是奥威尔还是非常的高兴。尽管这个公司1928年才成立,作为一个出版商,戈兰兹是无名小卒,但这个年轻人的精神追求和出版意识都很先进,前途无量。况且,对于一个在30年代早期签下第一份合约的年轻作家来说这已经非常不错了。月底的时候,奥威尔到亨利塔大街戈兰兹的办公室与他会面,拿了一张修改意见,大多是对其中的一些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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