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牛津墓地

    短短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奥威尔公开发表了近200万字的著作。彼德戴维森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全集占据了书架近4英尺长的地方。奥威尔曾经说过，如果他能活到70岁，按照一名普通矿工的工作量来计算，他的全部著作将会摆满整整一书架。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在他50几岁和60几岁时应该写出来的小说和文章也写不成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热爱他的编辑和编纂者在他身后帮助他实现了雄心壮志。奥威尔关于与矿工比较的话再一次表现了他心之所系的写作力度，他认为，一个多产作家的童年故事在作家一生的创作中就是取之不尽的素材，若印书成册，几乎可以覆盖近一英亩的土地。他自身的劳动展现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这些纸张大约覆盖了诺里奇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在他逝世后的50年里，又出现了200多万字的各类著作：传记、严肃的研究以及文学同仁和孩提时候的朋友所撰写的回忆，甚至还有一本小说(戴维考特所著的奥威尔医生和文明用语先生)，奥威尔是书中的主角。为什么别人要写那么多的字呢？

    萨克雷［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和彭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译者注］曾经宣称，他读完一本书后，留在脑子里的只有作者本人的形象。这种说法虽然界定了现代文学理论已知的全部规律，但是，仍然有不足之处。奥威尔令我着迷达25年之久，从我父母亲房间里的书架上取下来的第一部“成人”小说是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平装本牧师的女儿，是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本能地买下的。大约一年以后，我像是有什么预感似地着手撰写了普通水准英语论文“你最喜欢阅读哪个人的传记？”在我的青春期，奥威尔的书总是陪伴着我，栩栩如生的形象总是在激励着我。奥威尔书中蕴涵的独特个性是非常强烈的，越是年轻人，感觉越强烈。

    “他了解我的一切”你会觉得“他为我而写”——这些话原本是奥威尔评论亨利米勒时说的，奇怪得很，竟然也是我对奥威尔的感觉。倘若我能在天国般的格鲁秋俱乐部见到他影子的话——不，见不到的，也许你会想，奥威尔总会在某处现身吧——我就会说菲利普拉金在奥顿纪念仪式上见到西里尔康诺利时所说的话“先生，您塑造了我”在这些岁月里，企鹅出版社出的书很便宜，在离东英吉利大学一箭之遥的书店里，50便士就能买到4卷本的索尼亚奥威尔和伊恩安格斯合著的论文、日记、书信集。这本书是我中学最高年级时的私人藏书中的珍本，它像是一个躺着的巨大的糖盆，勺子反复舀出来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糖。

    狄更斯［文明用语ens(1812—1870)，英国作家，所写小说反映并鞭笞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重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译者注］、萨克雷、吉辛［gissing(1857—1903)，英国小说家，一生穷困潦倒，作品以否定现代社会的态度反映伦敦下层生活，代表作为新格鲁勃街——译者注］、斯摩莱特［s摸llett(1721—1771)，英国小说家，以行医和写作为生，曾写过诗、医学论文和英国通史，主要作品有小说蓝登传和书信体小说亨佛利克林克等——译者注］等少数文学文明用语的思想冲上了20世纪初期的海岸，可是，即使没有奥威尔占据我的心灵，恐怕也不会有别的任何人可以常驻在我掺杂着各种各样思想的心灵之中。

    当然还不止这些。奥威尔著作中的独特风格完全可以进入“好书指南”之列，就像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是保守党最能干的领导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奥威尔有一股道德力量，它像一道黑暗中闪射的光线、一条穿越晦瞑的大道。作为一种道德试金石，他的个人行为举止并不是源于所谓“体面正派的举止”也不是源于被层层盔甲包裹的一般西方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体面举止。一般说来，他已经意识到，20世纪最严重的危机是公众文明用语信仰的下降及其必然所导致的个人道德水准的下降，他的这种认识要比左翼或者右翼的评论家们早得多。上帝死了，世俗的替代品被置于上帝的位置，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西方消费资本主义，都仅仅在滑稽地模仿着人类的理想和灵感。正如奥威尔所见，现代人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控制本质上是精神体验的巨大的情感水库，使用它来灌溉成千上万的民众和数不清的生命，因为所有的道德感都在寻求一个家园。纳粹德国和文明用语主义的残暴行径都是无文明用语信仰造成的，因为他们主观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毫无道德可言，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控制住同伴还要控制住他们所职掌的部分历史以及历史记录，奥威尔的这个观点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反反复复地重现。死后有来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可是，伴随终生的信仰却是不可或缺的。出于诸种原因，在此展开讨论纯属多此一举。我相信，上帝并没有完全死去，可是，我更相信奥威尔构筑的精神的反面东西。奥威尔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一句话来说明“它是一种发出难闻气味的、正在争夺我们灵魂的正统观念”应当指出，这种正统观念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不过是更加精心伪装，以更加纷繁的形式出现，全力抵制是我们的责任，就像当年奥威尔抵制文明用语和文明用语一样。

    我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想，我应该停止写有关奥威尔的东西。我知道，奥威尔对我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比方说，他的文章牡蛎和褐色胖子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还有一个叫萨克雷的作家，还有关于狄更斯的文章，读后会让你认同狄更斯的感情，因为当你在阅读文章时，奥威尔仿佛就坐在教室里与你娓娓交谈。对奥威尔的强烈迷恋占据了我20几岁时的大部分时间，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竟然发现了奥威尔的谬误之处，主要是他那些令人激动的概括，可是在这些概括中，成人的审视并非如他们看上去的那样滴水不漏。举他那著名的论断“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为例吧，一个不必是文学理论家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废话。罗纳德弗班克、马塞尔普鲁斯特［p肉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其创作强调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以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7卷)而名闻世界——译者注］、詹姆斯乔伊斯［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作品揭露西方现代社会的腐朽一面，多用“意识流”手法，语言隐晦，代表作尤利西斯——译者注］(奥威尔至少对最后一位是无限赞赏的)都写过种类繁多的“好的散文”他们之中没有哪一位的语言哪怕有一丁点儿像一块窗玻璃吧。透明当然不是文章唯一要求的优点。同样，奥威尔关于语言简单明了的规定也是废话。例如，他极为讨厌双重否定的句式，如“他的才能不是不大的”我们完全可以论证，复杂的句式暗示了作者另一方面的意思，反驳“他的才能是不大的”一说，或者，作者强调语言的抑扬顿挫胜过对才能大小迷惑的讨论，所以，这种句式值得一用。例如，我深信，奥威尔本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绝无偏见的，同样，也有人认为，奥威尔在采取强硬立场时对犹太人是带有偏见的。

    在挖掘奥威尔的过程中，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对奥威尔方方面面的了解越积越多。在早期的伦敦文学圈中，任何一位60岁左右的文人与他人刚见面时就立刻会情不自禁地问道“你知道乔治奥威尔吗？”我评论的第一本书是伯纳德克里克的乔治奥威尔传，当时，我很有点不快之感，竟然敢有人闯入我的私人领地？利用著名文人、对克里克教授傲慢不恭，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并不是出于一种溜须拍马的好古癖精神，而是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奥威尔借鉴了克利斯托弗希钦的最近引起激烈争论的文章事态的原标题写了一篇文章。这一举动，我敢说，99%的作家是不会做的。作为一名读者，我谨慎对待与文学“相关的事宜”：这就意味着，我常常抛开集团剧院的文稿、苏维埃社会的现实主义和诸如有着白利克斯顿贩毒者标题的小说。一切艺术，如奥威尔的著名论断，都是宣传；同样，并非一切宣传都是艺术。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奥威尔逝世后的50年中，他统摄的广大的政治思想和普通语言的范畴对于那些守在他灵床边上的朋友们似乎有着深刻的影响。狄更斯或许是一位深入到国民潜意识中去的作家，与之相比，奥威尔的情况与他极为相似。狄更斯几段最脍炙人口的对话都是未曾读过他一行字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再与狄更斯相比较，不可思议的是，人们是通过第二手资料知道奥威尔的：是呀，一切生物生来平等，但是，有的生物比其他的生物更加适合生存；老大哥［bigbrother，奥威尔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译者注］正瞧着你呢；走进101室，你一定会遭遇到巨大的恐怖。

    业已证实，经历认同过程中的喧哗文明用语动之后，全民的生活在狭窄的范围内被集中到一个区域。印证了奥威尔思想的这种情况是在祝贺彼德戴维森出版的于1998年上市的奥威尔全集，这是媒体反应的一件大事。媒体反应更为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不必大惊小怪，奥威尔是无处不在：顾问、导师、积极精神、意识。正如一位评论家随时准备猛烈抨击“同性恋左派”和建议在去阿富汗打仗的英国士兵的背包里都放入一本奥威尔著作一样，有的人会发泄自己的悲观情绪，他们看到的是战争不可逃脱的道德后果。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我们与半个多世纪前在医院的病床上那位临终前形容枯槁的人之间的巨大距离，然而，叫人心驰神往的是，或许奥威尔那时已经洞察到了。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认为，在奥威尔逝世后的那周里，要区分现实与神话是极度困难的。53年后，这种区分就更难了。然而，正是现代人对奥威尔的专注才使得我们能够看清那张奇特、灰白而忧郁的脸是如何不屈不挠地凝视着时间、才使得我们能够证明他思想之由来；我们不但要建立起关于他以及他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全部档案，还要建立起关于我们的事情他能对我们说些什么的资料。

    奥威尔传记的历史一波三折。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不要为他写传记。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费了多年的时间严格遵照其丈夫的吩咐去做，坚决反对越来越多的、错综复杂的不同意见。在奥威尔逝世几年后，最早严肃认真研究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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