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瘟疫一场接一场,崇祯十四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患者极多。崇祯十六年从山西到京师更爆发大瘟疫,九门日出万棺,阖门皆殁者不计其数。
此时的瘟疫极为可怕,动不动就死亡万人,当时比较严重的有万历八年、万历十四年、还有明末的几年,造成十室九空,惨不忍睹。
而且鼠疫属于急性烈性传染病,还是甲类的急性传染病,致死率极高!
这种甲类传染病可怕到什么程度?后世人们熟知的,谈之色变的炭疽、艾滋、非典、禽流感等等传染病均属于乙类。所以患上甲类传染病几乎用不着谈什么潜伏期,所谓一人有感,全家传患,贵贱长幼,呼病即亡,随着人口流动,还会快速的传到四面八方。
得到疫情报告后,王斗哪敢怠慢?立时回到归化城,召集所有官将议事,并立刻启动预案。
他还飞马传檄宣大总督纪世维、宣府巡抚朱之冯、大同巡抚卫景瑗,山西巡抚蔡懋德,还有各总兵王朴、周遇吉人等,商议防疫诸事。
最后成立一家防疫局,统领安北、宣府、山西等处防疫诸事,王斗亲任总办,以吴有性为帮办,纪世维、卫景瑗、朱之冯、蔡懋德、王朴等人为坐办,后孙传庭也加入进来,为坐办之一。
为防疫治瘟诸事顺利进行,王斗专门调了二千军队为防疫兵,疫区一切官将军民皆听局员医士安排,敢有违抗者,格杀勿论。
同时宣府时报火力全开,宣传防疫治瘟诸事,各种防疫要点。吴有性所书之《温疫论》,以前已经载过一遍,此时又再重载,密集印刷,并在报纸上广泛宣传。
不单是宣传,更重要是行动起来,除大批医士立时进驻应州,防疫局还发动各处民众开展大规模的灭鼠、灭蚤活动,特别家鼠更是必须被消灭的对象。同时清洁街巷,运送垃圾,轰轰烈烈展开大扫除。
明末因财政崩溃造成很多城市环境脏乱,蝇蚋杂生,污水横流,这是明末各地连连发生大疫的原因之一。
王斗治下还好,但临近的山西、陕西各城就垃圾成堆,臭气冲天,但因为防疫局组织得力,而且拿出大笔的经费发动民众,这有钱拿又关乎身家性命,在大扫除这方面民众倒非常踊跃。
不过疫情仍然来势凶猛,应州发现疫情后,每天死亡人数达到三百多人,而且传播非常迅速,主要就是隔离困难。
此时讲的是“仁”、“礼”、“孝”诸道,若家中长辈得病,晚辈自然要伴在榻前,早晚汤药服侍,时时请安照顾,这样就被传染了。若家中晚辈得病,长辈更不用说时时伴在身边,这样同样被传染了。
鼠疫的烈性可怕甚至帮忙办理丧事,最后前往送丧之人都会染病,最后一命归天。因这样的原因一人染病,全家死绝,甚至全族几百口人死个干净之事屡见不鲜。
防疫局要求是发现有感染者立时隔离,但难舍骨肉分离、隐瞒不报者比比皆是。
王斗治下保甲制层层,可以轻易发现病人,然后采取强制措施,执行得力。但余处基层组织早已瘫痪,里甲制不存,多是乡绅自治的局面,若想隐瞒太容易了。
染病的尸体最好是火化深埋,但依此时观念,火化是与另一个词连起来:挫骨扬灰,非深仇大恨者不为。敢将自己亲人烧成灰,跟你拼命的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是此时最根本的伦常道德,不论双方如何敌对,若战后能送来彼此战死者的尸体,那就是众人交口称赞的仁义。而毁尸灭尸戮尸,那就是残暴不仁的大罪。
甚至隔离病人,带走感染者都会引起非议,认为有碍仁道,孝道。
八月中,鼠疫蔓延到太原府,平阳府,大同府诸地,甚至宣府,安北都有发现发病之人。有鉴于此,王斗专门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民众正视这个问题。
他援引孟子的话,“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认为瘟疫的横行,已经关乎到种族的存亡,已经超越了仁、礼、孝诸道,提升到人道的高度,当权之。
隔离,火化,皆是权也,呼吁民众以手援天下,共赴大道。
大同总兵,定兴伯王朴首先响应王斗的呼吁,八月下,他说服大同巡抚卫景瑗,收集大同城感染死去的疫尸一千多具,在城外将尸体堆成一百多堆,每堆尸体一百具,然后堆上柴火焚烧。
当时观者云集,还有大同城的文武官员全数到场,在死者家属铺天盖地的嚎哭中,这些疫尸全部化为灰烬。
说也神奇,疫尸焚烧后,接下来全城死亡人数急速下降,感染人数也越来越少,五天过后,大同城再无一例死亡,无一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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