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儿,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儿。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一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没办法,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儿,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儿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儿零活,打点儿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里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表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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