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疏,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办法。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疏,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愤,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儿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
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
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儿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倍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儿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
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
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啰啰唆唆,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
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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