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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今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
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四千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用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大街,当下人使唤。
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的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
必须说明的是,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
但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
在日本史书里,战国被描述成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勇猛之士在万军之中横冲直撞,着实壮观。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桶狭间战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称无人可挡的大诸侯今川义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过四五万人,仅此而已。
当时,一般战役两方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千人,要摆在中国,这也就是个仪仗队,不过倒怪不得日本同志们,毕竟人口有限,要组织个大规模战役难度太大,说句寒碜话,能战死个几千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汪老板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正是欺负日本人少,当时光隶属于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近万,而且都配备最新型火枪,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民风剽悍,诸侯十分好战,汪直却对他们毫无顾忌,还经常派几千人拿着洋枪,开着战船,从他们的海岸招摇过市,这帮人别说武力对抗,连吱都不敢吱一声。
恰恰相反,他们对汪直十分客气,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上供,唯恐得罪了这位有钱又有枪的大爷。
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日本人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饭。
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
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
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
说来真是凑巧,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三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
汪直不是汉奸,但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
徐海的别号叫做普静,这个称呼看上去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
在少年的时候,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做合伙人,只要你参加,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
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
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惟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是走私。
徐海就这么下了水,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业务(驾船、抢劫)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很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住或是被打死。
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
徐惟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徐惟学决定分出去单干。
单干,要有资本,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
徐惟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血本无归,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惟学焦头烂额。
欠银行的钱,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惟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有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抵押自己的侄子。
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
此时的徐海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不久后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徐惟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
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
“留下我的性命,我跟你们一起干。”
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在那些日本人的眼里,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