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瞄向太平洋

    一、定点数据

    1978年，在我国政治生活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月18日至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国务院系统里，一批老帅开始恢复工作，叶剑英同志被分配主抓军委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同志复出后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国防科工委的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及“718工程”，创造性地建立了工作中的总和政总，使这时期“718工程”进展很快。

    第三次远洋结束后，国防科委副主任、导弹专家钱学森及第七研究院的赵少奎等专家，对弹着点定位的技术方案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原设计考虑用基阵声呐测量弹着点的方案，不适合已进行过考察的太平洋四个海区使用。四个海区的平均水深都超过了000米，较浅的第一区都达到近000米，而基阵声呐设备的水下耐压强度最大只有00个大气压，按每下潜10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的水体物理性质，采用基阵声呐超过

    000米水深就超过了00个大气压，并且经几次太平洋现场声呐试验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第一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详细调查过的01区基本放弃。这时候，第七机械工业部“718”研究所测量水柱的雷达研制技术出现了较大的进步，这就意味着用雷达方式测量导弹人水的位置就不用考虑水深，只要把海区的流向、流压、水文气象等因素搞清楚，加上航空摄影补充就可得到相对比较准确的记录弹着点的位置。这种水柱雷达测量方案，美国没有用过，因为美国的洲际导弹试验都在太平洋的珊瑚礁盘上，水深符合基阵声呐的工作条件。但苏联的洲际导弹试验都是在太平洋的洋面上进行的，他用的是雷达定点测量方案。

    国防科委准备把处于深水区0区和0区（预备弹着点）作为弹着区，重点补充考察0区。由于前三次远洋都没有把0区作为重点，必须立即组织第四次远洋，详细考察（0区和0区预备区）。这就是被称为定点之旅的第四次远洋的出航动因。

    二、“疲师”再远征从第三次远洋5月0日结束，到8月18日第四次远洋开始，中间只间隔了78天。第三次远洋是整个“718工程”海上调查任务用时最长的一次远洋，人员特别疲劳。早在航次结束之前，政委侯华清那里就排出了一个各部门负责人休假的名单，各部门长那里也有各专业班组的休假名单。一些人提出了国庆节结婚的申请，一些士兵希冀着恢复高考了，抓紧复习在秋季报考上大学。或者按照部队的规矩，由组织推荐上军事院校的指标也该下来了。

    但是第四次远洋备航的通知不由分说地下到了船上。全体“向阳红五号”船花名册上的那些人除了三个开交通艇的船员可以留守，将再一次开赴太平洋。军人以服众命令为天职，船上的非军人呢，无一例外，以服从国家需要为天职。

    第四次远洋的总指挥是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副局长张硕。张硕是一位山西籍老资格的军事干部，199年参加八路军炮兵部队，1945年随“四野”部队进人东北，曾参加过四平保卫战，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后回国驻防广东虎门，后调到南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处。进人国家海洋局后走遍了南海三省区沿海。别看张硕资格老，在四平战役中还负过伤，左腿行动不大方便，但他稳重而踏实、平易近人，有时候还有点小幽黙，很快就适应了远洋生活，与船员们打成一片。为了保证指挥系统的业务延续，他还带来了两位有经验的业务参谋，一位是航海参谋李立新，另一位是有过远洋经验的指挥参谋陈天才。船长倪树森和政委侯华清仍然领军前行，“向阳红十二”号船的船长政委以及全船0多名船员依照第二次、第三次远洋模式服从国家需要随“向阳红五号”船再次进军太平洋。

    这时候，“向阳红五号”船的人们，也包括参加了两次远洋的“向阳红十二号”船的人们，对于执行神秘的远洋科学考察任务的新鲜感、

    的务的，的和的疲惫而降低了热度。连续的、旷日持久的、单调的海上生活不断地考量着人们的精神韧度。

    “又规避了一次台风袭击！”吃晚饭的时候，航海长刘汉录很随意地跟大家说起这一两天的海情。大家也仿佛没觉得有什么惊奇，“哪里有什么台风的感觉呀，天上多了一点云彩而已”。

    “又过了赤道了！”曾经是无数中国航海者的兴奋点，是中国海军军人的梦想。如今大多数人也都记不起它了。过赤道怎么样？无非海面平静一点而已。

    在当年航海学校里还在教授船长、大副如何从台风的死亡右半圆转进生命希望的左半圆时，“向阳红五号”船已经做到了在480千米之内看着台风如何野蛮地逞威风，自己却可以像姜子牙玩弄小妖魔一样在一旁得意地冷笑。对久经大洋风雨考验的“向阳红五号”船来说，想预报一个台风和规避一个台风都成了像吃饭那么容易。

    在当年的海军将军们还在梦想着如何出岛链、过赤道的时候，“向阳红五号”船已6次迈了过去，有5次竟然是毫无声息、没有激情地就过了。新提拔的航海军士长秦伟荣是有点艺术细胞的上海知青，看着太平洋上起伏的涌浪和一群群翻滾的海豚自言道：“我多想去内蒙古，在草原上赶着一群牛羊，然后唱起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多么辽阔宽广的草原啊！”海上闷了，腻味了，想象出草原一定就不腻味，不烦闷。纯属这山望见那山高！

    张硕总指挥就是要带领这支有点疲惫的队伍，完成“718”工程靶场选址的最后任务。

    1978年9月5日，“向阳红”编队经过1天的连续航行，再次到达0区，图瓦卢共和国西部约1000千米的海域。

    9月份的南太平洋，却不是人们想象的天高气爽的秋天，而是春季。赤道南北在季节的分别上是刚好相反的。按“向阳红”编队所处的地理位置上分季节，这里正是初春。但是，太平洋显然看不到桃红柳绿，莺飞草长那种生动的景象，甚至也没有连绵的阴雨。长期无奈地感受域外的这一层“春光”，会时常想起范仲淹的绝唱：“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千年洞庭之光色，万里太平洋之。，队们时想这，想人，在细细地领悟、品味大自然给予的恩赐的同时，也想起自己的工作责任，想国和人，时感到，时感到，的丝的牵挂伴随着宏阔万里的编队行动随波荡漾。

    编队每天都在航行测量，有时候又停下来漂航采取水样和地质样品。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侦察机照样来来去去。整个编队都是分四班或三班轮换转动着这部调查作业的大机器，搜寻着这里的波声浪迹、云雨风情。

    三、“男人国”的乐子

    “拱猪啰，今晚谁当猪？”晚饭后的走道里，人们经常会发出打扑克的邀约。

    打扑克是船上最常见的一种娱乐。一种在北方流行到船上的“拱猪”游戏在船上大行其道。这种游戏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可以玩。玩输了就是“背了猪”了，“记账员”会在他的名字下画一个“猪头”。进一步的惩罚还有“钻桌子”和“夹耳朵”。这种惩罚无论干部战士，官大官小一律平等。首长的肚子大不便于钻桌子，也必须夹耳朵。一场“背猪”之后的夹耳朵，要等到下场别人“背了猪”才能替换。有人使坏“整人”就慢吞吞地出牌，好让别人多夹一会儿。更还有言语上相互挑逗的快乐，你笑完我，接着下一场我又笑话你，高级首长“背了猪”了一样也要受到言语上的挑逗，生气就不大度了，不好笑了，不是海洋人了。

    钓鲨鱼是第四次远洋中的一大亮点，但这只能在漂航的时候才能进行。第一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张总指挥还不允许钓鲨。是因为当时对鲨鱼的习性还不很了解，钓鱼人也没有经验，一名同志被刚钓上来逞威的鲨鱼划伤了胸肌，险些出了大事故。亏得是轻伤，要是受了重伤而船上的医生又处理不了，就得申请靠外港，那就成了国家级国际性的大事故了。因此，船长和总指挥严禁船员们钓鲨鱼。第四次远洋中，张硕总指挥网开一面，批准可以组织一些有经验的船员钓鲨，钓到了就把鱼翅割下来当场煮汤喝，把鱼肉割成一条一条晒起来，供人们煮稀饭吃。这比从陆地上带过去的冰冻鱼要鲜美得多，也给单调的远洋生活带来一点乐趣。太平洋的鲨鱼大概见的“世面”少，扔下去什么都毫不迟疑地一咬定，而且根本没有前车之鉴的智慧。刚才被钓起来的鲨鱼，因为挂得不牢而掉下海后，回过头一样咬你扔下去的同样的诱饵。什么猪皮、鸡头、鱼头，一概如狼似虎，不挑不捡。

    “放电影啦！，今晚《小兵张嘎》”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副政委李银柱会打开广播招呼一声。

    当年没有录像机，全部是毫米的轻便放映机，一次出海能带十几部电影，什么《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智取威虎山》、《第二个春天》等等。一次放得过瘾时可以放三部，看过了也可以从头再看，有的看到连台词都能背了，电影人物也找到船上的“替身”了，因此生活中常常出现用电影语言会话的乐趣。重力测量组的战士刘爱华因为会理发，又姓刘，就被叫成了《海霞》电影里的台湾特务“刘阿太”，弄得这位热心的服务者无可奈何。主机军事长张泽兵，因为个子矮小被叫成《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遇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被别人抢着吃了，那就肯定会背出一句《小兵张嘎》中日本翻译官的一句台词：“老子到城里下馆子都不给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种种，常常能激起一串串的笑声，缓释着人们旷日持久的单调和寂莫。

    “向阳红五号”船在历次远洋中，都主办一张《海洋小报》。《海洋小报》为单面八开油印。约每周一期，每期发行约0份。主要的内容是一周以来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些海上大家必须执行的决定和指示，也包括一些好人好事之类的表扬。别看这种报纸发行量小，又是自办油印的，却是鲜活地反映船上现实生活的唯一载体。办报人就是身边的人，说的是身边的事，很亲切。远比国内那些充满政治术语的新闻好看好听。负责《海洋小报》编辑工作的是副政委李银柱，但编辑工作则是临时“抓公差”，抓一些船上文字功底好的、字写得好的干部或战士来，一边改稿一边刻蜡板。由于刻蜡板非常慢，海上晃荡起来更难以操作，加之还有版面限制的原因，编辑们很喜欢登载一些诗歌。久而久之，船上的“诗人”便多了起来。

    如第二次远洋，在海上过“五一节”时，两位“诗人”写道：

    当东方射出万道霞光

    我英姿飒爽地站在甲板上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

    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巨轮披上了金色的霞光

    大洋，翻腾着喧嚣的波浪

    海风，夹着战斗的喜讯

    浪花，凑出胜利乐章

    硕果满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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