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定向太平洋

    一、没有下文的“出国”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空气对“向阳红五号”船的日常工作不无影响。

    到1971年初，“向阳红五号”船改装工程时断时续，钱学森当年提出的编组调查船和测量船建造计划，即“向阳红10号海洋调查船”、“远望1号”和“远望号”轨道测量船的建造还只有设计图纸。原来通知“向阳红五号”船改完后立即出国进行远洋调查的安排越来越渺茫，就像旷野丛林中漫无边际奔跑着的一只小兔，时隐时现，不可捉摸。

    1971年9月1日，中国政局上出现了“林彪事件”，思想战线又一次乱了方寸，军队人事变更，将帅沉浮，山雨欲来。

    “718工程”是周总理负责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抓的。中央专门委员有彪、、作、作，彪的倒台对“718工程”的直接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思，海空工的和当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经常受到林彪死党李作鹏等人的发难和冲击，国家海洋局的第一任局长齐勇在“718工程”启动期间就遭到林彪左倾路线冲击。1967年6月8日，承担火箭发动机研制工作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南苑第一分院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武斗，著名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在武斗中被造反派打死。姚桐斌曾留学德国，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和钱学森一起回到祖国加人到“两弹一星”工程的，是主持“两弹一星”核心部位工作才华横溢的专家。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对中国导弹事业的一大损失。

    原计划“向阳红五号”船最晚在1971年11月远航印度洋，却因“林彪事件”而变得遥遥无期。从全国各地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大部分技术人员在“林彪事件”之后都接到回原单位待命的通知。许多人这一走，就没有再回来过。“向阳红五号”船的一些出海业务准备工作也被迫停了下来。

    197年，已经完成改装的“向阳红五号”船却得不到出海执行远洋任务的消息，偌大一个万吨轮，事实上只有海军南海舰队第一批、第二批调过来的军人留在那里看守。“向阳红五号”船乳白色的油漆，刷新了一次又一次，驾驶台前的挡风玻璃，擦过了一回又一回。每一次油漆，都是按照远洋出国任务的要求刷的，每一回玻璃都擦得没有一丝污迹。但这国门却总也出不去，许多人都有点急了。

    国家海洋局只好请示海军按建制给“向阳红五号”船补充兵员，以弥补保卫和后勤工作的急需。197年6月，“向阳红五号”船经过海军批准和安排，接到了0多名从湖北、安徽招来的新兵，这批大部分为高中生的新兵，被分到各个专业部门去充实专业分队人力的不足，同时也送出一部分到全国各有关院校进行专业培训，以备后需。船上的武装保卫工作、后勤工作，也因为有新兵的加人而变得从容些了。

    二、风波江上惹麻烦

    交通部“陪嫁”给国家海洋局的黄埔1号锚地，看似空旷白茫茫一片，却也是一个风波之地。

    这里是珠江主干流流经广州繁华市区后向南人海的一段水上交通要道。当年公路不发达，珠江三角洲与省城广州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道，“红星”号系列客轮是江门、东莞、中山等地区联系广州的主要交通工具，一天有十多班船经过。这里又处在黄埔长洲岛与黄埔区客运轮渡码头的航线附近，每半小时有一班轮渡要经过，高峰时有上千人要在“向阳红五号”船船头下方过往市区。一个是南来北往的长线客轮经过，一个是城市交通的短线轮渡往来，而刚刚出厂的“向阳红五号”船就停泊在这里，如果有特务要偷拍“向阳红五号”船的镜头，或者打探观察一下动静，易如反掌，也难于察觉。

    黄埔长洲岛的长洲镇洪福市，紧靠“向阳红五号”船停泊铺地，这个小村庄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模范村”。这里没经过日定残酷的烧杀抡掠，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并不如内地强烈，甚至他们跟香港、澳门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州市还没有建立电视台的时候，他们许多的村民就在屋顶上支起了令人羡慕不已的“鱼骨”天线，旁若无人地收看着香港台的电视。

    按照部队的保密条令和“向阳红五号”船特殊的保密要求，这个锚地应该是最不适合部队隐蔽的地方。

    但为什么又安排“向阳红五号”船停泊在这里，是管理者的疏忽吗？

    會旨够说得通的理由是两条：一是欠深条件限制，“向阳红五号”船是万吨轮，吃水75米，低潮时，锚地必须有8米以上的水深才符合要求，而黄埔港内，这地特。是这个地有船的港望。虽然长洲岛不合适“向阳红五号”隐蔽，怎么说也只是国内的事，把“向阳红五号”船停靠到黄埔港与外轮一起，那就成为“世界之窗”了。

    保密管理是船上特别常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有新人员上船，船长、政委就要利用部队常用的“点名”时间，宣布和重申一些保密纪律。给家人写信不许透露“向阳红五号”船是做国防工程的，连“718工程”这个代号也不许说。任何亲属也不许带上船，与朋友亲友往来不许透露船上的设备性能，甚至船去过哪里，将来要去哪里。寄信的地址是保密的，用一个“广州市119信箱101号”代替。每天执勤的“安全更”是两个，一个在梯，检查上下船人员，称为“更位长”；另一个在甲板和舱室里巡察，对容易发生的火警、跑冒油水等进行检查。更位长最重要的一个职责是白天对过往船只动静的观察，如果发现有人拍摄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或者他们很接近五号船的水道航行，值班值勤人员要及时报告给值班船首长并进行追查。船上还配备了一艘非常先进的摩托艇，就来应这些。

    一次，这台摩托艇还真派上了用场。

    197年的一天，从江门市驶人广州的“红星”号客轮上，一位好奇的客人在窗拍摄下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这一举动被敏锐的更位长发现并报告了当班副船长。副船长立报告地“五号”船市安局重点防护单位，与黄埔派出所建立了应急联动工作协调机制）并由机要员王振春登艇带派出所的干警追击。摩托艇很快在江中间飞驶，不到半个小时就追上了那艘还在江面全速航行的“红星”轮，公安人员挥舞着证件逼停客轮后上船检查，终于在船长的配合下，查到了那位客人，那位客人也很配合地交出了胶卷。后来公安部门对这位倒霉的好奇者的政治面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还进行了审查，未发现海外关系和其他异常才作罢。

    与“向阳红五号”船经常联系的两个民用码头，一个是黄埔长洲镇洪福市码头，空间距离只有约00米，一个小船摇一下浆就能到；一个是海珠区新洲码头，空间距离000米，是“向阳红五号”船的军需物资和人员往来的主“脐带”接，对这些接“老百姓”的保密防患，曾大费船领导的脑筋。

    虽然说，没有南海分局保卫处的介绍信一律不许登上“向阳红五号”船是一条“铁律”，可是经常有当地的一些“关系”通过给船上送菜送水果之类，试图接近、打听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船上的上士（当年这一称谓并非军衔，通常就是对负责主副食品采购的专门士兵的称呼）和伙房的炊事员都成为长洲岛的副食品店、菜店和杂货店女青年们的“关系人”。战士不准谈恋爱是全军规定，可是没有规定不能和女青年打交道，军民鱼水情深也是革命军队的传统，不能一到了“向阳红五号”船就全改变了吧。海军舰艇部队一般服役期是4年，大多数还要多留一年两年才能退役，因此，“向阳红五号”船的小伙子大都有二十五六岁，这个年龄，谁不想接近女性？谁不想和姑娘们有点“鱼水情深”呢？如果真有“鱼水情深”的个别人，这里面有没有情报泄露问题就难说了。船上的政治工作干部、保密人员不得不考虑一些措施。南海分局保卫部门建议，“上士”、小交通艇艇员之类与地方“老百姓”打交道多的职务，干到一年半载就得换下来。如果发现有什么“亲密”迹象，就得去调查核实，确证者及时处分或处理退伍。不过这项严格的纪律执行到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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