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集结在南海之滨

    一、周总理亲笔批示：“长宁”轮“变脸”

    “718工程”在整体计划中有几十个分系统。包括由国家海洋局组织大洋靶场调查；第六机械工业部和上海市安排建造编组调查、测量船队；由国防科委组织建设测量船队基地（江阴基地、由有关科研院所设计制造适应大洋环境的通信设备、声呐设备、无线电设备和海洋仪器设备等等。其中，组织海洋科学考察船远征大洋，寻找和选择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弹着点获取洲际导弹所必须要的弹着点测量数据，是第一序列的工程，是关键性任务。

    1970年月刚接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的沈振东接到中央专委“718”办公室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即派专家到湛江，考察一艘远洋货轮盼注能。沈振东立即派出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的李枚清、柳春艾、陈炳鑫等，风尘仆仆地赶到湛江港。隶属于交通部远洋运输公司广州远洋分公司的“长宁”轮正停泊在这里卸载长臂的龙门吊车像往常一样一捆一捆、一箱一箱地从舱内往码头吊装货物谁也没有在意它铝白色的舷梯上来了什么人，将会发生什么事。

    国家海洋局的名“不速之客”在交通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进人“长宁”号的舱内，对船的结构、吨位以及航海设备、动力设备、生活设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考察，与船长、轮机长进行了充分交流。船长不明底细且又不得不照章办事地把船上最为先进的几件设备介绍完后，还不失时机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对印度洋、地中海航线的航行经验。没想到这位漂洋过海见多识广的远洋船长真正地当了一回把自己卖了还替别人点钱的“老实人”。

    经了解，这是一艘载重量为15000吨级的远洋杂货船，是“中远”当时性能最好的主力运输船，主航欧洲航线。1966年由波兰巴黎公社造船厂建造下水。船上有当时较先进的航海设备、动力设备和生活设施，可以抗击1级以下的台风，也有宽阔的甲板空间和供多种试验用的巨大舱容量。

    同一时间，陈炳鑫和其他同事还考察了正在非洲航线上支援坦赞铁路建设，停靠在广州港的“耀华”轮。“耀华”轮是一艘远洋客轮，有良好的舱室布局和生活条件，动力设备也很好，但没有宽阔的甲板，不便于安装调查船调查试验设备；干舷也太高（水面距离主甲板面的高度为干舷高度），不方便海上科学调查作业。后经专家论证，“长宁”轮更符合作为远洋调查船的基本条件。

    1970年5月15日，周总理在国家海洋局送呈的调船请示上亲笔批示交通部，将“长宁”轮正式移交国家海洋局管理。同月，交通部把正准备出航西欧的“长宁”轮立即停运卸载，开往指定的广州船厂码头（现在的“广船国际”号码头）。除了船上装载的货物以外，广州远洋分公司将船上所有的物品和属具原封不动地移交给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船上的船员只有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大管轮、水手长暂留，其余全部船。

    这时候“长宁轮”的船长才真正明白，他成功地让自己和他的船员们都“失业”了。

    这一天，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管理代表，在广州船厂码头上，没有签订任何法律文书，也未通过任何公证，以相互握手的方式轻松地把一份价值约为0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财产接收了下来。一名海军连职干部李富华奉命带着一个保卫班，当天就在舷梯派了一名固定“武装更”和一名全船流动的“安全更”，接管了这个当时在广州船厂还属于非常现代化的庞然大物。

    在当时的交通部看来，这是周总理为完成“718”工程所作的临时调用，海洋局把任务完成后即归还给交通部，也就无须办理什么资产交接手续。实际上从这一刻起，“长宁”轮作为远洋杂货商船的历史使命已经永远完结了，一份光荣而沉重的历史使命正往它那宽阔的甲板和巨大的舱容里加载，一个新的名字一“向阳红五号”船悄然诞生！

    二、南海舰队授权“组阁”

    “长宁”轮船头两边黑色的中英文“长宁”舷号，已经被广州船厂的工人们用“风枪”切割下来弃之于码头的一角。一个新的船名将被焊上。不过这次没有用英文，字体也迥然不同。与此同时，在海军的安排下，南海舰队政治部下达了一道命令，船上需要的各路人马相继向广州船厂开进。

    1970年10月10日，分属海军的猎潜艇74大队的副政委汤斌和分属南海舰队后勤部辅助船大队“500”船的政委侯华清分别接到南海舰队政治部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赶到位于广州的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报到。汤斌所在的部队驻在汕头，距离广州有500多千米，经长途跋涉、几经辗转到达广州，摸到新港西路155号南海分局招待所时，已是深夜了。他累得连脚都抬不起来，进了房间掀开一顶蚊帐倒头就睡，直到天大亮起来洗漱时，才发现另一张床上的蚊帐里还有一个人，这人就是侯华清。侯华清正在湖南常德老家探亲，假期未满，一封加急电报叫他立即归队，便无条件赶了回来。两人相遇后，彼此的海军军装和相差不多的年龄，使他们很快产生了认同感。两人寒暄后还发现，他们都是被通知去“向阳红五号”船报到的，汤斌任命的职务是政委，侯华清是副政委。此时，“向阳红五号”船还只是一个在军内管理高层通过秘密渠道传播的名字，它是一艘什么船，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干什么的？为什么不称呼为舰，而称为船？等等，两人一概不知，也不敢打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双双到南海分局政治部报到后，一辆越野车便立即送他们到了位于广州市郊白鹤洞的广州船厂。这时的“向阳红五号”船空载停靠在船厂号码头，干舷甲板距离码头足有七八米高，铝白色的舷梯从高高的甲板上落下码头，船体在下午时分逆着阳光看上去灰沉沉黑压压一片，让这两位刚从小船小舰上懵懂过来的年轻军官长了见识，也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上到甲板后，他们发现改装工程已经铺开，到处都是电缆、钢板。焊花四溅，烟雾弥漫，根本看不出船是啥模样。在警卫班的值勤人员带领下，汤斌和侯华清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放下简陋的行李后，还发现各自卧房里的地板都是浅灰色的羊毛地毯，依墙而立的皮面沙发被罩上了一层别致的缕丝沙发套，室内办公桌、卫生用品、卧具、墙上的油画，挂毯全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西洋货，与他们各自手上拿着的行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时间哑然无语，不知所措。

    汤斌、侯华清是最先到达“向阳红五号”船上的管理干部。

    船上有了两名政委，没有船长也不像是一条船，更何况这还不是一艘普通的船。

    船长马荣典当时在海军登陆舰二大队任副大队长，已是大队有名的操船能手了。1969年他被派到大连海校学习深造，当他完成学业准备回到原单位时却犯了急性阑尾炎，在大连紧急手术。这时调他到“向阳红五号”船的通知也下来了。他未等身体完全恢复就赶回了原部队，再辗转赶到“向阳红五号”船上时，已经是11月份了。现在我们从已经解密的一份海军政治部的“机密”文件中得知：马荣典、汤斌、侯华清、倪树森（副船长）等17名干部的调令是1970年9月19日下达的，这份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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