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91年美国波士顿近郊剑桥

木和树干下反射着初升的日光，庭院里三株参天的榆树在晨曦中引来了众多叽喳的飞鸟。

    “李先生，您也起得这么早啊？”我问候道。

    李先生指指自己的头：“上年纪了本来就觉少。不过我估计这还是倒时差吧。”

    “一会儿，我就去学校报道了。”我再一次和他告别。

    “哦，”李先生欲言又止，沉吟片刻后接着道，“吃过早饭，就请白太太开车送你过去。”

    我点头同意，却没再说出话。李先生那边想来也是看出了我的心事，笑道：“我们两个老家伙儿也不能老是麻烦你。”

    换在平日，我想必在此处会低下头，默然接受萍水相逢的无声结束。可此时，我却有些踟蹰。虽只相识一天有余，可李先生身上的故事又倍加吸引着我的好奇。

    “我可以来看您和白太太吗？我是说，在周末没课的时候……”

    李先生狡黠地笑道：“怎么想到要在两个老家伙身上费时间？你得和你的室友熟悉，选择项运动，再交个女朋友。”

    “我会的，”我忙着答道，“我是说谢谢您指点。我能不能—不会占用您很多时间—我想接着听您讲故事。”

    听到这讲故事的请求，李先生收起了笑容。他用前所未有的炽烈目光盯着我的眼睛，上下审视，直到我又低下头。

    “我会在这儿待几个月。左右也没多少事情，你要是有时间来，就来吧。”

    那天上午，我终于来到了此程的目的地，传说中的哈佛园。就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词儿，在一代代哈佛人的心中却被赋予如此神圣的内涵

    。

    与中国的庭院不同，哈佛园将建筑的中规中矩与自然的恬淡随性融为一体。大草坪上随意点缀几株树木，似是自亘古便以此为家；路自由自在地延伸，只是把人们常走的小径稍作整饬；常春藤随意爬满纪念教堂的墙壁，深红的底色上便增添了几抹舒心的绿意。

    最初的几天里，初尝自由的兴奋心情里也渐生紧张。我虽然坚持着淡然超脱的外表，可说实话，与每一位新室友见面、参加每一场新生仪式，都让我惴惴不安。逻辑和观察让我不难发现，其他新生其实也未必心内无忧，可这也没让我宽慰多少。

    几位室友和同楼的邻居虽说来自四方、背景各异，可不久也就谈天说地，似若知己了。开学最初两周，课程还没完全开启。白天有各科的定级考试，晚上则多是帮助新生联谊的舞会和派对。虽说这些社交活动对我还是生疏，可站在外围，听着动感四溢的乐符，看着活力迸发的芳华，自也觉出生活的欢乐。

    90年代初由国内去哈佛的留学生本就不多，本科生更是稀少。有位长我一年的王师兄，组织了中国本科学生会。他既是学长，又是北京同乡，打听到我家的情况后就极力拉我入会。

    我却是没有即刻答应。考上哈佛，我本就觉着可以自此只以自己本面对人，而不用扯上家庭背景。来了才知道有意思的事情这么多，更不一定那么多时间要和同乡泡在一起。其实我在哈佛也发现了另一处中国的宝藏。哈佛的燕京图书馆是西方最大的中文馆藏，故纸和文献里的中国雍容优雅，令人神往。

    到哈佛三周之后的一天，我又信步向图书馆走去。进入大厅，像往常一样，抬头仰望大理石的楼梯，向二楼平台上展示的那些明人书画致以景仰之意。

    正看着，就见着一群人由二楼鱼贯而出，徐步下楼。楼梯转角处，第一个出现的中年人气宇不凡。我在墙上悬挂的照片里见过此人，知道他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新科主任和著名的汉学家。他面庞俊朗却不失含蓄，眉目间既有坚毅又多儒雅，面对面看过去。传闻确实不假，从他的眼角、双颊和下颌能看出他那一半的中国血统。

    此时他也注意到我，深邃的目光投来，我自然地想低下头，可就那一刻，我看到了站在他身后的李先生。我停在楼梯前，不知是否该和他打招呼，或是找个合适的角落隐藏自己。一切都在霎那间似已注定，没等我想出究竟，他却先是看到了我。

    他向我招招手，仍是用他那古雅无暇的波士顿口音对周围的人说道，“啊，你们看，真是巧。那个年轻人是我的新朋友，来美国的路上就是他陪着我的。有他在，我们一起走，你们不用担心了。”

    接着他撇开众人，自己缓步走下楼梯，到了近前，换成中文，轻声对我说道：“你还好吗？这一段可没来啊。”

    我脸红起来，掩着心里的波澜答道：“功课一直很忙……”为了转移话题，我便问道：“您认识主任？”

    他带着一副难读懂的笑容，摇摇头，说道：“岂止相识。我们可以算得上是至亲了，不过今天才第一次见面。这故事很长，改日再讲给你吧。”

    他停顿了片刻，问我道：“你不是说你父亲让你学数学，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不好意思地答道，“就是在楼下的书库里随便翻翻，好多历史书以前也没有看过。”

    李先生倒是欣赏我这嗜好，微笑着说道：“你发现哈佛最好的东西了！你的书可以晚些再读，是不是？咱们出去走走吧。我来给你讲点儿这里七十年前的历史。”

    我陪着李先生从Divinity街出来，走到Kirkland街口，接着是哈佛纪念堂和桑德斯讲堂。我扶李先生登上纪念堂的楼梯。走进侧面的耳堂，迎面看到的是为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牺牲的哈佛学子所建的纪念碑牌。李先生一一念着那些名字，似是在寻找故人。

    在桑德斯讲堂里，李先生指着那些巨大的镶板，向我一一解释上面的拉丁铭文。指着哈佛纹章，他的语调变得庄重：“真理

    ，再简单不过了，这才是哈佛试图坚守的信仰。”

    “您说‘试图’？”我问道，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表述。

    “真理好复杂哦！”他缓声叹道，却是没再多解释。

    一路听李先生凭吊哈佛的人事和沧桑，便如和一部行走的历史同行。走到马萨诸塞楼前，他缓缓说道：“今天也耽误你不少功夫了。我自己从这儿走回去吧。”

    “李先生，您想过写回忆录吗？”我有感而问：“听您讲这一路，觉着有点没听够。”

    他侧过头，双眉微微蹙起，面容前所未有的肃穆：“你现在年轻，未必能懂。年纪越大，其实越难坦然，爱过的、恨过的，要是用真心去写，就像是把旧伤口一点点挑开。”

    “可是这不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追求真理吗？”

    听我这一问，李先生停住了脚步，因为年岁而变得温和的双目忽地射出了异样的神采。

    “你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听这些老故事？”他问了，却是没等我回答，“你也不忙着说。先听也蛮好。”

    此后一连几个周末，虽是有舞会或是派对的邀请，我总会找出些原因婉拒。秋日中，我和李先生坐在临河的飘窗旁，喝着白太太沏好的热茶，听他讲述往事。他的记忆清晰惊人，常能连续不断地讲述很久。

    原本，我担心如此仅凭口传心授，时间和细节都会变得混沌。不过李先生讲故事的方式却十分特别，即使有些细节不可避免地被遗忘了，整个故事却并没因此变得凌乱，反而愈加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