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藏匿,那就大刑伺候。明抢。
穷人出力,富人出钱。西川百姓民不聊生,越发地厌恶陈敬瑄、田令孜兄弟俩。
西川下辖的州县接连发生兵变,如简州、资州、蜀州、嘉州、戎州、雅州等,大部分是将领挟持官员,也有民间好汉挟持官员,然后投降王建。
在王建“师出有名”的计策下,兵变不再可耻,而是光荣,其实若再矫情一些的话,兵变也不能叫兵变,而是起义或投诚。
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亲信,深受田阉恩惠。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窘境之下,毛湘自知城池沦陷在所难免,于是对手下说道:“我深受田令孜栽培厚爱,所以愿意替他誓死守城。可其他人凭什么跟我同受围城之苦?哎……你们拿着我的人头,投降王建去吧。”
交代完后事,毛湘沐浴更衣,慷慨赴死。他的手下拿着他和两个儿子的人头,向王建献城投降。
受降仪式上,邛州百姓、官员、缴械的将士们,无不感念毛湘,泣不成声。
成都的城防堪称固若金汤,韦昭度、王建等率领十多万人,耗时三年,仍无法攻克。
三年的围困,使得成都城内粮食匮乏,大街小巷全是被遗弃的儿童和婴儿。
于是有人做起了走私粮食的勾当。他们潜入朝廷军的营地中,将粮食走私入城,而这些粮食走私贩基本都是成都城里的平民,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被朝廷军的巡逻兵捉住。
巡逻兵将情况报告给总司令韦昭度,请示处置办法。
韦昭度宅心仁厚,说:“满城的饥民,我们怎能见死不救?”下令将粮食走私贩全部释放,不准追究其“资敌”之罪。
也有被城里的巡逻兵抓获的,同样上报给了总司令陈敬瑄。陈敬瑄也同样选择了宽容仁慈。面对粮食走私行为,陈敬瑄面露羞愧,说:“是我不好,害得百姓如此苦难。我恨自己没有办法救他们一命,既然他们有办法自救,那就再好不过了,今后你们不要再为难他们了。”
敌我双方最高领导人均表示粮食走私行为合法,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中。
可即便如此,每天能贩运到城里的粮食也不过区区几斗而已。商贩们用小竹筒做为分装粮食的容器,小竹筒的长度约为五分,直径一寸五分,这么一小筒米的价格是一百多钱。
我粗略换算了一下,这样一筒米约有26.168克,26克就要一百多钱,跟黄巢撤离长安的天价也不相上下。
成都城饿殍遍地,尸体堆积如山。于是,人吃人的惨剧不可避免地上演了。官员们以高压态度严禁杀人、吃人的行为,对杀人凶手格杀勿论,但依旧无法阻止吃人惨剧的发生。
官员们便用更加惨无人道的酷刑来替代斩首,例如腰斩、斜劈(从左肩到右胯),每天都有人死于这类酷刑,但仍不能阻止人相食。
最后,官员们都绝望了,眼看着成都城已经成了人间炼狱,唯一的解救办法似乎只有投降。
陈敬瑄对待意志动摇的官员同样零容忍,把他们全家抓起来,用尽各种酷刑折磨虐杀。
眉州刺史徐耕,仁慈宽厚,不忍滥杀百姓。田令孜便阴阳怪气地恐吓他,“你一个人都不肯杀,难道是有二心?”徐耕万般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将朝廷军俘虏绑赴街市,斩首。
三年的围城战,巨大的战争消耗同样也是大唐朝廷负担不起的,于是朝中文武官员一致提议结束“两川战争”。
昭宗皇帝极不情愿地下达了停战诏书,诏令恢复陈敬瑄的一切官职爵位,令东川顾彦朗和永平王建率本部兵马各还本镇。
接到诏书之后,王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诏书撕碎,“脑袋别了裤腰带上,忍耐了三年的饥渴困苦、酷热严寒,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却要功亏一篑?老子在前线拼命,腐儒在背后捅刀子!”指天划地,骂了一顿娘。
谋士周庠却喜出望外,“主公,这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您裂土封王的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