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扰社会秩序

    吕不韦是个成功的商人，成功将自己的后人送上皇帝的宝座；但是却不是个出色的政客，最终被自己的儿子流放，而且在流放途中感叹死，这不是过多算计的下场吗？胡雪岩也是个成功的商人，却与一夜暴富者的情怀差之千里，我们姑且称之为儒商。盖茨也算是个商人，不过他对社会的回报，足以让一些所谓商人汗颜。我们的商人在干着些什么事情呢？对国家工作人员“发放”贿赂的恐怕也不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吧！地产开发商更是屡屡强奸民意，恶意拆迁百姓住房。平安董事们依然在金融危机中拿着一元的底薪，但是却过百万千万的奖金和福利。

    我依稀记得天津有位叫白芳礼的老人，用拉三轮车或拾破烂的钱资助着为数不少的大学贫困生，感动了和我一样的众多普通人，为什么就感动不了商人呢？还是白居易的诗有深意“商人重利轻别离”也轻了许多社会赋予的责任感以及良知。金子锻造的武器必定是软弱的，金钱筑成的堡垒必定是不坚固的，财富伪装的信心也必定会崩溃的。那么，唤起商人的良知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吗？我认为至少现在是做不到的，自奴隶社会以来，自私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商人尤其如此，不忘记感恩的商人少之又少，麻木不仁，甚至戕害百姓的商人大有人在。我想问的恰是，为什么法律法规作用老是体现不出来了。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成了不法商贩和黑社会集团的保护者。瓮安事件就是一件典型的案例，地方政府俨然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瓮安地区也长期处在乌云的笼罩下，身为一个贵州人，我感到痛心疾首。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是说不准老百姓说话，而是说人民对政府的口碑的好坏直接影响政府的形象。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社会问题解决不及时或者说让人民不满意，都会给执政党的形象抹黑。然而，基于基本的国情，也不能够成为产生问题的借口，法律作用大于道德的作用，但是却没有道德的约束范围广，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某些政府官员的职能犯罪正是游离于两者。

    有人说，法律是道德的补充和规范，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法律需要的是一种执行力，而这是道德所缺失的，一个人在接受道德批判时并不会受到行政的或刑事的处罚，至少，道德在执行力方面是软弱的。而法律又缺少道德的灵活性，法律的精神之一，便是不违法即是合法，这也让很多不合理却合法的事情发生，在产生的后果却是让人感到痛苦的，比如一些环境的问题。

    继续说商人，我们的商人受到应有的规范了吗？他们更多的是得到政策的保护，只因为一个问题——就业。各种企业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岗位，而这些岗位解决了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企业也需要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让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这就是血汗工厂。计件工资制度成了剥削最有效的利器。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虽然得到维持，但是却是极其恶劣的。工厂并不准备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身为直接劳动力的工人，随年龄的不断增长，在生产中的作用越发减小，生产缓慢，于是，遭到用工企业裁减的机率会增加。另一种情况则是工厂需要挖掘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来为工厂创造更多利润，而也不愿意给直接付出技术劳动的人多于或与主管人员持平的薪酬。在一些效益稍好的企业，员工虽然能领取更多的报酬，不过这些都是很自己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是分不开的，所谓单位时间则往往是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一个星期应该工作的时间，劳动强度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