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和往常一样，出完了第一茬煤，监工刘八爷到避风洞睡觉去了，矿警孙四睁着红丝丝的眼睛守着煤楼直打哈欠。

    这照例是一天之中最懈怠的时候，弟兄们活动筋骨的机会又到了。

    孟新泽营长将二四二○窝子里的弟兄拢到身边说：

    “都知道了吧？咱们这窝子上面有一个老洞子，老祁摸着了，说是有风，估摸能走通……”

    孟新泽未说完，蹲在孟新泽对面的田德胜就低声嚷了起来：

    “老孟，你们他妈的真要逃？！”

    孟新泽瞪着田德胜：

    “能逃为啥不逃？你不想逃么？你想一辈子在这儿做牲口么？”

    田德胜冬瓜脑袋一歪，黄板牙一龇：

    “歪子，你小子说话甭这么盛，你们逃？你们逃得了么，老子只要不逃，你们他妈的一个也甭想逃！老子说不准也学学那张麻子，向日本人报告哩！”

    “你敢？”

    黑暗中，一个弟兄吼。

    田德胜把披在身上的破小褂向身后一摔，灯笼似的拳头攥了起来，胳膊一伸一曲的，又玩起了那吓唬人的把戏。

    “不敢？我操！这世界什么都有卖的，还没听说有卖不敢的哩！爷爷迟早逃不了一个死字，爷爷就是告了你们，死在你们手里，也没啥了不起的！”

    孟新泽忍不住吼了起来：

    “姓田的，你他妈的还像中国人么，你是不是我们的弟兄？！”

    “咦，我姓田的还是你们的弟兄，你们他娘的还知道这一点？”

    田德胜眼睁得很大，面前的灯火在他红红的眼睛里燃烧着、跳跃着：

    “你们什么时候把我看作你们的弟兄了，你们什么事都瞒着我一人，你们不瞒张麻子，光瞒着爷爷！你们狗眼看人低！”

    孟新泽一下子明白了田德胜愤怒的原因，笑道：

    “我们什么事瞒你了！这不都和你说了么？！”

    田德胜依然不满，眼皮一翻：

    “你们给我说啥了！里外不就是一条破洞子么！这还要你孟歪子说！老祁在号子里说时我就听到了！”

    “我们想摸通这个洞子，逃出去，明白么？”

    “算不算我？”

    “当然算！”

    田德胜又问：

    “听说有游击队接应，真么？”

    孟新泽点了点头：

    “有这事！”

    “他们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还没联系上哩！”

    田德胜并未泄气，冬瓜头向孟新泽面前一伸，大拳头将厚实的胸脯打得“蓬蓬”响，两只肉龙眼极有神采：

    “不管咋说，我干！日他娘，里外逃不了一个死，与其在日本人手里等死，不如逃一回看看！”

    竟恭恭敬敬叫了声营长：

    “孟营长，你甭信不过我，日他娘，我田德胜坏，可就有两条好处：不怕死，不告密！不像那王八蛋张麻子，看起来斯斯文文，人五人六的，可他妈的一肚子坏水！”

    孟新泽受了感动，攥住田德胜的手说：

    “老田，说得好！弟兄们信得过你！”

    “那，老孟，你说咱咋办吧！”

    孟新泽放开田德胜的手，将目光从田德胜脸上移开去，对着弟兄们道：

    “今儿个，咱们得把那个老洞子的情况摸清楚。”

    田德胜自告奋勇道：

    “好！老孟，我去摸吧！”

    孟新泽想了一下，应允了：

    “要小心，时间不能耽误得太长。听老祁说，老洞子的洞口在咱窝子上面三百米开外的地方，洞口有红砖砌的封墙，墙下有个缺口，墙上还挂着带人骷髅的危险牌。”

    “知道了！”

    田德胜披上小褂，要往外走。

    孟新泽将他叫住了：

    “等一下，这样出去不行！”

    看了看煤顶，孟新泽交待道：

    “刘子平、项福广，你们准备好，用*炸煤顶，其余的弟兄通通随我出来，到煤楼避炮！”

    借着避炮的混乱，田德胜溜了，顺着二四二○窝子，爬到了上巷，上巷方向没有出井口，阎王堂的日本人没设防。日本人不知道那条令战俘们想入非非的老洞子。

    炮闷闷地响了两声，巷道里的污浊空气骤然膨胀了一下，一股夹杂着煤粉、岩粉的乳白色气浪从窝子里涌了出来。鼓风机启动了，吊在煤楼旁的黑牛犊似的机头，用难听的铁嗓门哇哇怪叫起来。黑橡胶皮的风袋一路啪啪作响的凸涨，把巷道里的风送进了二四二○煤窝。

    弟兄们在矿警孙四的催促下，没等炮烟散尽，便进了窝子。几个当班弟兄站在炸落的煤块上，用长长的钢钎捅炸酥了的煤顶，让一片片将落未落的煤落了下来。

    放炮不是经常性的，日本人对*的控制也极为严格，能用钢钎捅落的煤顶，决不许使用*。用完的*纸和带编号的封条还要向矿警孙四交账，上井之前必得搜身。想在*上作文章实属妄想。

    孟新泽却老是想着要搞一点*。*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引入了一个神圣*的境界。听到煤炮的爆炸声，他就想起战场上的火炮声，他眼前就耸起了一门门怒吼的火炮，那首他和许多弟兄一起高唱过的军歌就会隐隐约约在他耳畔响起。

    窝里捅放煤顶时，他和一帮拉煤拖的弟兄倚在煤帮上看，朦胧之中，他把窝子里那跃动的电石灯灯火，想象成了闷罐军列上马灯的灯火。他总以为自己不是蹲倚在狭长黑暗的巷道里，而是蹲倚在狭长、黑暗而又隆隆前进着的军列上。

    耳畔的军歌声越来越响了。仿佛由远而近，压过来一片隆隆呼啸的雷声……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了崇山峻岭，

    开到抗日的战场。

    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民国二十七年春天，他就是唱着这支军歌，由孝感、武昌开赴台儿庄会战前线的。据孟新泽所知，最高统帅部原已把他们军编入了武汉卫戍部队系列，准备让他们在武昌、孝感训练一个时期，参加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不料，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中旬，台儿庄一战之后，日军大举增兵鲁南，图谋攻取战略重镇徐州，驻守徐州的五战区吃紧。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请最高统帅部并蒋中正委员长，要他们军火速增援。最高统帅部遂调他们开赴陇海线的民权、兰封一带集结待命，暂归程潜的一战区指挥，情况紧急时，向徐州靠拢，增援五战区。四万多人的队伍，四月十九日分乘军列向民权、兰封开拔，嘹亮的军歌声响了一站又一站……

    军列抵达民权以后，站台上突然拥来了一些五战区的军官士兵。孟新泽清楚地记得，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军官跑上前来，向他敬了一个漂亮的军礼：

    “六十军的吗？”

    他点了点头。

    那年轻军官口齿清楚地向他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奉蒋委员长电令，贵部直开徐州，向五战区报到，中途一律不许下车，违令者军法从事！”

    他对面前年轻的军官颇有些瞧不起的意思，斜着眼睛盯着他白白净净的脸孔看，冷冷说了一句：

    “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是下给军部的，我得知道我们团长、军长的命令！”

    那年轻军官立即呈上了军长的命令。

    他接过来一看，见上面写着：

    “接蒋委员长急电，我军所属各部直开徐州，中途不得下车，此令！”

    下面，是他熟悉的签名。

    徐州这个古老的城市，就这样和他的命运、和他们军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了。

    河南民权车站月台上的那一幕，是他一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更没想到，他会在军列前方那个叫做徐州的北方古城结束他做为一个中国军人的战斗生涯。

    他问那个年轻的军官：

    “台儿庄不是大捷了么？李长官会真吃不消么？”

    那年轻军官叹了口气，附在他耳边低声道：

    “情况不妙哇！老兄！台儿庄一战之后，日军又集中八九个师团的兵力在鲁南，板垣的五师团、矶谷的十师团、土肥原的十四师团，都来了；另外还有刘桂堂、张宗援等部的伪军，总计投入兵力估计已有二十万以上。台儿庄再次吃紧，老兄，看光景要大战一场了，蒋委员长这一回是下大决心了。”

    他的热血一下子冲到了脑门，脱口叫道：

    “妈的，早该好好打一仗了！伙计，瞧我们怎么用大炮轰他们吧！”

    站在缓缓启动的列车上，他还在向那个年轻军官招手哩。

    军车开到车福山车站停下了，那是四月二十二日深夜。拂晓，部队奉命渡过运河，其时，东南方向枪声大作。随即，他们团在一个叫陈瓦房的小村前不期与攻人之敌相遇。由于没有准备，仗打得不好，弟兄们伤亡不少。后来，他才知道，那工夫，汤恩伯军团所属各部已在日军攻势之下向大良壁东南溃退，左翼陈养浩部已退到了岔河镇，整个正面防线形成了一个大缺口。为了堵住这个缺口，继陈瓦房之后，邻近之邢家楼、五圣堂又展开激战。

    激战初期，他和他的弟兄们情绪是高昂的，他们都下定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以死报国的决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大搏斗。

    他曾在陈瓦房看到过一个牺牲了的连长的遗书，那遗书上的话使他久久不敢相忘。

    遗书是写给新婚妻子的，其中写道：

    “倭寇深入我中华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如遭逢不幸，望你不要悲伤。如我们已有孩子，不论男女，取名抗抗；只要我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抵抗下去，则中国不亡，华夏永存！纵然是打上五十年，一百年，最后的胜利必是我们的！”

    血与火的考验就这样开始了。

    从四月二十二日的遭遇战打响，到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他们团在几场激战中死亡过半，死神两次扑到了他身边。一次是在禹王山，一颗*落到了前沿火炮阵地上，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的一位连长在他身边壮烈殉国，他被炸起的黄土埋了起来，侥幸没有中弹。一次是在那个被俘的刺槐树林，日本人的机枪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呼啸的子弹雨点般地飞，身边许多弟兄都倒下了，他军帽和裤腿上被弹头穿了两个洞，竟又没有中弹！

    二十七年的五月十九日对于参加徐州会战的五十万中国军人来说，是一个灾难的日子，而对他个人来说，则又是一个侥幸的日子。

    其实，五月十九日他不该留在徐州，他们军也不该留在徐州。在台儿庄、禹王山一线的长达二十七天的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军伤亡惨重，从云南拉出的四万多人，只剩了两万人，部队必须休整。五战区长官部下令交防，五月十四日，全军撤出防线，由贵州新编第一四○师接防。不料，五月十八日，五战区长官部突然下令，要他们奔赴徐州，参加守城之役，并掩护鲁南兵团撤退。就这样，他们陷入了日军的重围。

    他们是五月十九日拂晓进入徐州的，这一日，战争机器在徐州古老的土地上高速运转着，千万人的性命在这部机器的辗压下化作了尘埃。空中是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地面是火炮、机枪、坦克的铁壁合围，聚在徐州的所有部队全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五月十九日的阴影从他们踏入徐州市区就朦朦胧胧感觉到了。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战争陷阱。五战区长官部已经撤退，徐州处于弃守状态，鲁南二十几万大军挤在徐州市区至宿县的公路上、麦地里汹涌南流，像泛滥的黄水。市区的路边到处摔着废弃的火炮，砸坏的枪枝，烧焦的被服，发臭的死尸，整个徐州古城都在轰轰烈烈的爆炸声中震颤。

    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了向最高统帅部做最后的交待，令他们于徐州失守时进行游击战，并将徐州中央银行未能搬走的钞票二十二万元法币拨给他们作为军饷。长官部声称徐州防线固若金汤，徐州九里山国防军事坚不可摧。不料，实地探视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军部决定弃守徐州，减少无谓的牺牲。他们的军长在徐州近郊的一个村庄找到了未及撤走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这时，孙连仲和他的随行人员已换上了便衣，准备撤离。孙连仲说：“撤吧！局势已坏到了这样，徐州反正是守不住了！”他们这才遵命突围。

    后来，他从武汉之役后被俘的弟兄那里，听说了孙连仲的情况。这位曾指挥着千军万马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集团军总司令，是在徐州失守的当天下午化装成商人，从东线雇民船到江苏淮阴的。其后，又由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设法护送到上海，辗转香港，才回到武汉向最高统帅部报到。

    战争是个神奇的魔术师，任何显赫的元帅、将军在它手里都只是道具。战争制造奇迹，也制造幻觉，它是最大的赐予者，又是最残忍的剥夺者。

    他对着乌黑的煤壁曾这样感慨地想。

    而他的命运远远不及这位集团军总司令。他成了俘虏，变成了战争的垃圾，战争的弃儿，他们生命的主权已被胜利者没收了。

    五月十九日是一团乌云，是一片黑烟，是一群停落在坟头上的乌鸦……

    然而，也就是这个灾难的五月十九日，使他对战争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他的生命，他的悟力才突然跨到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是他十八年行伍生涯都没有跨越过的。十七岁那年的秋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他穿着一身土布衣衫跨进了云南讲武堂的门槛，成为一名军人。在其后的十余年中，他打过许多仗，甚至负过两次伤，可战争的真实气氛却从未领悟到，他是在五月十九日的徐州市区懂得战争的。

    战争原来可以打成这个样子！

    从事战争的军人原来可以变得这么无可奈何！

    也许这令人沮丧的心理从根本上影响了他，最终促使他在那个刺槐林举起了握枪的手。谁知道呢！

    带着纷杂的思绪，他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在那匆忙、短暂的梦中，他又把那场逝去了的灾难重度了。

    他的记忆永远停在了五月十九日这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上。

    五月十九日对他来说是永恒的。

    田德胜又怎能忘记五月十九日呢？那日，他不是发了昏，就是中了魔，迷迷糊糊跑了快一天，在十九日夜里进了徐州。他们的汤恩伯司令那时并不在徐州，汤司令一看战况不妙，一溜烟颠了，连师长都不知道他颠到了什么地方。

    他跑到了徐州。他是趁日本飞机的一次轰炸溜掉的，他怕不溜掉，迟早要被那猴脸刘连长枪毙。日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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