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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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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到了,不忘国耻的朋友们,自然又会聚到媒体上念叨一番。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东北人,自然每年也会感慨一番。然而年年念叨,年年感慨,日本却依然富强,中国则过去是“贫强”现在是“富弱”离真正的富强总差着一个“三八大盖”的射程。

    中国很早就有了一种“富强”牌面粉,我们过去叫“富强粉”包饺子擀面条,都很好吃的。然而为什么“富”跟“强”总不能统一呢?可能问题就出在“粉”字上。经过鲁迅等几代先觉者的奋斗,中国人已经不是“一盘散沙”了,已经进步甚远了。可仍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号召的“团结起来”的程度,只是由一盘散沙,进化成了“一袋面粉”面粉虽比沙子要和气善良些,但自己仍是不乐意团结的,必须经过一番暴力整顿,拿、捏、揉、揣、摔、打、按、压,这才乖乖地联为一体,变得坚韧筋道,刚柔相济。毛泽东时代据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七八亿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很团结的,亲友邻里同事干群之间都相当友善的。百十来万受了委屈的“上等绅士”后来也基本都平了反,继续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而且天天大骂毛泽东,随时准备向美国老爹献图献城,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一片光明。而当今的社会,大小富豪们号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则天天人斗人,人骂人,人害人,甚至人吃人。富强粉早已绝迹了,我们吃上了朱自清宁肯饿死也拒绝吃的美国面粉,而原来那些为富强粉种麦子的农民,都涌到矿井下锻炼肺活量,或者是跑到高楼顶表演跳楼秀了。那拨无耻的歌星唱得多好哇:“咱老百姓,今儿啊今儿啊,真啊真高兴!”

    不过时代毕竟总还有进步之处。民工只要正常拿到了劳动报酬,也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美国面粉也好日本汽车也罢,只要是平等的贸易往来,总有个“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时候。人斗人虽然很凶猛,但一般不开批斗会了,而是主要利用媒体来含沙射影或血口喷人,一般主要是精神伤害而宽恕肉体。如同鲁迅的研究报告所说:最好是惊吓忧愁死了“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因此,当今的媒体从业者很有必要自省:救世还是杀人,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古今的例子都举不胜举,就随便拣一则跟“九一八”相关的吧。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堵着东北军的被窝枪射刀挑,哀嚎震天,惨不忍闻。伟大的自由民主领袖蒋介石先生密令不许抵抗,乖乖让出了东三省。而全国人民不知内情,都把责任推到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身上。媒体推波助澜,马上就有八卦记者绘声绘色地报道曰“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正抱着中国第一影后胡蝶小姐跳舞。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从此张学良戴了几乎一辈子,国人大有车裂张学良油炸胡蝶之愤慨。著名文人马君武很快做诗二首,其一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连赵四小姐也骂在里边。其二曰:“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写得仿佛亲眼看见一般。客观地说,诗是好诗——假若背景属实的话。然而问题就在于,谁看见张少帅跟胡小姐在一起了?

    实际上,张学良跟胡蝶,从来没有见过。“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在北平会见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后到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梅兰芳后来特别证明说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里看我演出。”而胡蝶那时还在天津,根本不在北平。有人劝胡蝶控告马君武诬蔑人格,但胡蝶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想制造更大的“刺激眼球”新闻,只冷冷说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人家也是个演艺界的“超女”听听人家说的这话,某些无良记者和没脑艺人岂不愧煞?

    国家要真正富强,光有面粉厂钢铁厂军工厂是远远不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应该拥有强大而充满良知的媒体。媒体适当搞些风花雪月和丰乳肥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以此为主流,更不可无中造谣轻易信谣漫天传谣。面粉腐败了,吃坏的是肚子。钢铁腐败了,砍断的是刀子。而媒体腐败了,瓦解的是民众的意志和英雄的豪情,好不容易进化到一袋面粉的人群,恐怕又要退回到一盘散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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