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一女

    一九八三年，我进高中。我在高中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女生。

    我希望我有更崇高的动机，但我没有。事实上不只我有这个问题，我的朋友都是荷尔蒙的奴隶。我们是学校中最平庸的一群，过胖、过瘦、过多青春痘。我们看小毕的故事，坦白说没有什么共鸣。因为我们叛逆的极限是听罗大佑的专辑，思考为什么“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痛苦的回忆”我们羡慕篮球队的帅哥，女朋友多到买花可以打折。我们嫉妒勤补习的第一名，高一就背熟了整本狄更斯词组。我们吊车尾考进、勉强维持在四十名、周记的“师长训话”抄上周的“导师评语”而当值日生是生活中最大的危机。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志气，满脑子北一女。

    一九八三年，没有信用卡、大哥大、日剧或网咖。有的是wearetheworld、自强活动、楚留香、旋风小飞侠。在那个两性戒备森严的年代，认识女生并不容易。我们一个礼拜上一次学校理发厅，只为了闻理发小姐的香气。“‘铜鞋’，里面‘揍’。”没错，你必须忍受她们的台湾国语。

    我们当然更想染指同龄的女子。三点五十分下课，换上中华商场后面订做的制服，弄乱书包背带上刻意撕开的须须，像模特儿走秀，我们摆出自恋的姿势、不屑的表情向“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迈进。帅哥能和北一女门房打趣，等当红的石安妮；蠢的只能学总统府前的卫兵，木然地站在车站旁念英文讲义。四点半，北一女学生拥出来，我们在大军中逆势而行，每一次摩肩接踵都当做是占到便宜。看到顺眼的，我们跟踪她走到金石堂。她拿起席慕蓉的七里香，我拿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们保持一个书架的距离，跟着她的步伐移动，希望能看到她的学号和班级，回去再请同学的表姊打听。“二年勤班林小琪同学收”信上我们写着“那天在书店看到你，不知道能不能和你做个笔友”是的，笔友。十七岁，我们不懂爱，只懂用花哨的文字实践供过于求的感情。

    我们当然也渴望身体的碰触。西门町万年冰宫，我们靠着栏杆、嚼着口香糖、欣赏黑裙子在冰上飘荡。“一条龙”时，我们抓住前面女生的腰际，捧花瓶一样小心。女生跌倒时我们暗自叫好，却能装出同情的眼光：“我教你刹车好不好？”离开冰宫时她说：“为了谢谢你教我刹车，我请你吃‘谢谢鱿鱼羹’！”在狭窄的桌上，她伸过手来擦掉你衬衫上的酱油，你放下筷子为她挽起过长的衣袖。她上公车，跑到后座来和你挥手，你倒退走路，得意忘形而掉进水沟。

    除了溜冰，还可以看电影。班联会周六下午在中山堂办电影欣赏，参加者一半是外校的女生。我们排在女生背后进场，夏日午后，她们把短袖卷高，黄绿白的各色衬衫被汗水沾湿，里面的肩带闪烁如宝石。灯光暗下，银幕上演裸体的甘地，我们幻想另一群人脱去衣服的情景。

    去自家的电影欣赏不稀奇，去女校的音乐会才神气。帅哥在吴倩莲成名前就在中山女高听她唱过乘着歌声的翅膀(她那时叫吴茜莲)。第二天节目单在课堂上流传，传到后排时吴茜莲的照片竟被人剪掉了。看着破洞的节目单，我们为上面的歌词谱上自己的曲：“乘着歌声的翅膀，我要带你飞上天，那儿有我美丽的故乡，终日溪水汤汤。”“亲爱的吴同学，”我们拿出头顶印有诗句的香水信纸“我为你的歌谱上了新曲，不知道能不能和你做个笔友”

    对去不了音乐会的我们，校庆游园会是最快乐的时间。有人布置鬼屋，有人烤甜不辣，有人玩碟仙，我们算命。“我的面相如何？”女生眨着大眼问。我们偷瞄腿上的洛神赋，摇头晃脑地说：“其形也，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貌春松对了，你要不要看手相？”不等她响应，就死拉人家的手不放。讲不出所以然来的同学会被派去主持特别的游戏。我们和女生猜拳，赢了就拿玩具槌敲她的头，她必须及时拿起洗脸盆挡住。她歇斯底里地尖叫，我们笑弯了腰，没有人知道有一天这个游戏会变成避孕的技巧。

    校庆过后就是合唱比赛。为了提高参与率，班长会找友校的女同学担任伴奏。放学后，班长到校门口接她，骄傲地带她走过操场，趴在三楼栏杆的学长以军礼欢迎，三分钟的口哨和纸飞机。“各位同学，这是林小琪，她要为我们伴奏。”接下来三个月，我们有了集体情人。大家忙着猜测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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