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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他来自天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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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父亲非常不服气,常常把“老头子要是还活着”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口号喊了几十年,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一件旧军大衣之外,并没有喊出更多的实惠来。庞士伟比父亲庞进贤实际,知道喊得再多也没用,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从台湾回来探亲,县长亲自陪着,比接待过去从北京回来的老将军还殷勤,这时候再说“我爷爷要是不死”有什么用?

    庞士伟认定关键要自强,有钱了,不需要扛爷爷的牌子,不仅自己在岳父面前硬气,就是娃崽,在学校里老师都客气些,于是,庞士伟暗下决心,一定要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自己盖楼房,为村里修水泥路,再给学校赞助几台电风扇,让娃崽在学校当班长,不仅让老婆在娘家有脸面,还可以把自己祖上的面子都争回来。庞士伟首先发动全家人上山扒松针。他们这里靠山,天龙山上虽然没有矿石,但是却有马尾松。马尾松的叶子不像叶子,像针,所以他们就叫它松针。松针长在树上是青的,掉到地上是紫色,像干枯的树皮,别的用没有,扒到一起当麦秸烧火做饭还可以。庞士伟发动全家上山扒松针的目的就是拿到家里当麦秸烧,然后用省下的麦秸打成草帘子,挑到窑厂上卖,卖给窑厂盖砖坯。砖坯必须用草帘子盖着阴干,否则就会晒干裂,成为废品。

    所以,窑厂收购麦秸帘子。这样,庞士伟就间接地把松针变成了钱。自家麦秸用完了,又拿从山上扒来的松针跟邻居换麦秸,再把换来的麦秸打成帘子,再挑着麦秸帘子卖给窑厂盖砖坯。其实草帘子根本值不了几个钱,但是这活凭的是力气,除了出点力气,没有其他成本,积少成多,到年底,再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卖了,两项进账合起来好歹买成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当时庞士伟卖牛的时候,全家反对,说牛是全家的命根子,庄稼人,少了牛怎么耕田耙地?

    不仅家里人反对,就是邻居也看不惯,背后悄悄地议论庞士伟不务正业,像个败家子,庄稼人,不到万不得已谁家卖耕牛?在他们那里,耕牛是家庭成员,而且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冬天没有青草的时候,宁可人饿肚子,也要把省下的黄豆用水泡发起来,裹在干麦秸里喂给牛吃。所以,当初庞士伟卖耕牛买拖拉机的时候,除了他老婆段诗芬之外,几乎全村人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后来据村里一些喜欢分析的人士判断,买手扶拖拉机本来就是段诗芬的主意,庞士伟表面上硬,暗地里怕老婆怕得要死,他的坚决态度只不过是执行婆娘的意思罢了。但不管是谁的意思,后来的发展证明,庞士伟卖耕牛买手扶拖拉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庞士伟把手扶拖拉机开回村里的时候,是冬天,还没有赶上春耕,他就开着手扶拖拉机帮窑厂拉砖运瓦。

    那时候砖瓦便宜,拉砖运瓦自然也赚了多少钱,但拖拉机拉得多,一趟顶平板车四趟,而且跑得快,况且这家伙傻,没有思想,不知道累,可以来回不停地跑,一天下来,一台拖拉机挣的运输费比十架平板车多。

    春节前后,窑厂歇工了,庄户人家也忙着过年,走亲访友操办喜事,但庞士伟却没有歇,他的拖拉机更没有歇。庞士伟让老婆段诗芬把手扶拖拉机洗干净,他自己动手用木工活安装一个松木架子,再让老婆用装化肥编织袋缝制成一个临时顶棚,罩在木架子上,车厢两边则用麦秸编织的草蒲垫子铺成座位,干起了拉脚的生意。从村里到乡里,七八里地,要是靠两条腿走,来回就是一上午,还走得筋疲力尽肚子乱叫眼睛发花,花五毛钱,坐上庞士伟的小手扶,一路嘟嘟嘟,一刻钟就到。

    从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十五,庞士伟的小手扶一天也没有歇过,天天客满。正月初二和正月十五,还应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专门加开直达县城的“专拖”一人两块钱,为抢位置差点引起两个小伙子打架。那一年过春节,村里家家往外花钱,只有庞士伟和老婆段诗芬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数钱。一毛两毛,五块十块,数得两个人心潮彭拜,激情沸腾,春意盎然,连夫妻生活的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开春之后,庞士伟家虽然没有耕牛,但是把手扶拖拉机的拖斗卸掉,换上耕具,耕起田来比牛好使。

    主要是拖拉机没有思维,连畜生的思维都没有,因此好统治,比牛还好统治。手扶拖拉机听话,不需要人做它的思想工作,甚至连欺骗式的思想工作都不需要做,也不需要用鞭子打,一天到晚自觉地忙个不停也不嫌累。晚上歇机了,往院子里一丢,还不用人伺候。庞士伟家里人服气了,邻居服气了,全村人都服气了。不用说,庞士伟赚到了第一桶金,成了当时全村最富的人。还一度把生意做到汉口和郑州。

    庞士伟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划。庞士伟首先为自己家盖起了全村惟一的楼房。上梁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当然,帮忙是象征性的,不但看热闹,中午还能混一大碗大白菜烧肉的盖浇饭。菜是老婆段诗芬烧的,有城里饭馆的味道,起码看上去象。主要诀窍是加了酱油味精和芡粉,芡粉的作用是使菜看上去油汪汪的,不象农家菜,象县城馆子里面的菜了。由于菜好,所以来的人多,声势大,事情惊动了乡里。乡长和书记一商量,决定把他树立为带头致富的好典型,号召全乡老百姓向庞士伟学习,新闻稿发到了鄂东日报上,庞士伟还被请到县里做报告。第二件事情是他一下子为儿子的学校捐献了10电风扇。不仅给四个教室每间安装了两台,连老师的办公室也都装了两个吊扇。这下,儿子长进了,立刻了当班长。老师对待庞士伟儿子比对村长的儿子还宽容。庞士伟的第三个计划是为村里修一条水泥路。

    从村里一直修到乡里。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他出钱买水泥,村里出人工。石头不用买,直接从山上拣,捡完了就去挖,全村每家每户按人头出工出石头。等到石头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眼看着就要动工了,乡里头突然来干预。说眼下乡里都没有通水泥路,你们村就把水泥路通到乡政府,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呢还是要向乡里示威呢?乡长这话不是对庞士伟说的,而是对村长说的。村长平时对老百姓嗓门大,可一见到乡领导,嗓子就象参加红白喜事的时候吃鱼吃卡了刺一样,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勉强说出来的话,不是哑音就是磕巴。

    最后,还是乡长说话。乡长说:要修水泥路可以,干脆你们把乡里街面上的水泥路一起修上。村长回来找庞士伟商量。庞士伟一开始态度硬,不答应,说凭什么我要帮乡里修街道?为村里修路,大家乡里乡亲的沾亲带故,肥水没流外人田,还图个人缘,再说自己家进出也方便,为乡里修街道,知道的是给他们压的,不修不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拍马屁呢。“不行,”庞士伟说“我们庞家自古就没有出过拍马屁的。”乡长苦着脸,说:“你姓庞,我也姓庞,一笔写不出两个庞。

    论辈分,我还喊你叔。叔,你想想,如果不听乡长的,我这个村长就当不成了。我们姓庞的不当村长,肯定要姓龙的当。我自己当不当这个村长无所谓,可我们姓庞的就都要受窝囊气了。”村长当时是上门求庞士伟的,所以这话是在庞士伟家里说的。因此,当时庞士伟的老父亲庞进贤和他老婆段诗芬也在场。老父亲老了,现在已经不怎么说话了,但是,那天听村长说到这里,立刻拿眼睛瞪着儿子。老婆段诗芬懂规矩,关起房门和庞士伟两个人在屋里的时候,主意一点也不比庞士伟少,开了房门在堂屋里,当着村长和公公的面,低眉顺眼,不随便插话,但她母亲姓龙,这事情村长不清楚,庞士伟清楚。

    庞士伟将心比心,知道村长这话段诗芬听起来肯定不舒服,所以他不想接这个话题。“那好吧,”庞士伟说“可是话要讲清楚,我只出水泥,别的一概不管。”“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村长拿出对待乡长的态度对待庞士伟,一边说着,一边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村长以为只要庞士伟同意,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他没想到,村民们不答应。龙掌村的村民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如今的乡长吗?所以,他们不但不答应,还有人放出难听话,说你庞士伟要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干脆你自己包工包料,也不要为村里修路了,先拍乡里的马屁,把乡里的街面修好,再把从乡里到县里的水泥路也修好,修好了你就调到乡里上班了,当乡长了。这样的话庞士伟怎么受得了?不仅庞士伟受不了,连他老婆段诗芬听了也受不了,关起房门之后对庞士伟说,做好事也要后个分寸,如果不掌握分寸,好事情也成了坏事情。庞士伟一想,也是,最后,修路的事情当然就这么拉倒了。

    除了落得一声骂之外,没有落下任何好处。这件事情对庞士伟打击很大,同时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的落后。不仅是经济上落后,而且思想上落后。不仅是群众思想落后,干部思想也落后。他虽然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没能力改变村民的思想,更没能力去改变干部的思想。庞士伟有些灰心意冷,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况且,自从他致富之后,村里很多人效仿,不少人家响应乡政府的号召,向他学习,而且是真学,比学雷峰认真,一时间,竟然很多人家把自家唯一的耕牛卖了,全部买回来手扶拖拉机,但无论是村里还是乡里,手扶拖拉机能派上用场的活就那么多,手扶拖拉机多了,庞士伟的活就少了。庞士伟不愿意跟他们搞恶性竞争。

    于是,和老婆段诗芬商量,到更广阔的大市场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老婆本来就是半个城里人,而且真正嫁给庞士伟之后,才深切地体味到作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以及作为半个城里人和真正农村认得差别,所以,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现在庞士伟打算走出山村到城市发展,虽然走出的只是身体,并没有改变作为农村人的身份,但也比完全窝在山村好,当然是绝对支持。于是,庞士伟在那一年的春天走出了山村,走出了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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