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文学院的毕业论文是到十二月十号截止,我一直到十二月初才知道。
我九月以后就很少到学校去了,脑子里面根本忘了有毕业论文这回事。看了贴在布告栏上有关毕业论文的启示,我不禁哑然失笑。在九天之内是无论怎么努力都写不出来的,在那时我已注定要留级了。
各公司行号的就职考试也结束了。连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明明心中清楚不会有好公司会采用他们,还是在担心不知道明年春天毕不毕得了业。不担心的学生则还是不改初衷继续激烈的抗争活动、认真考虑退学、计划着赚钱的方法。
在那时期只有我什么也没做。报纸也不读,书也没打开,也不与人交际。要是说我那时做了些什么的话,恐怕不过是在中午睡懒觉,到了晚上起来漫步到新宿听爵士乐,或看不怎么想看的电影吧。
也有过在昏暗的街上绕来绕去,发现安静的公园就进去荡着秋千陷入沉思,等到意识过来已是清晨的时候。也有过两三天不睡觉都没关系,一直关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的时候。像要发霉一样,几乎什么都不吃,只喝咖啡和抽烟。就像是患了自闭症一样,朦胧地呆望着窗外发白,然后黄昏幕垂,直到四周一片漆黑。
那时脑中想的事纷杂无章。自己也摘不懂。有时想,这么下去可不是要发疯了吗?但是我无法停止思考。那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还有理性,一种无意义的尝试而已。反正,我是真的很害怕自己会变成什么都无法思考的废人。
虽说如此,我想的都是过去的事。和雏子以及信太郎三人度过的时光清楚地在脑中重现。我努力去回想的全是,去年此时做了这件事,说了那些话。
再严重的时候,我连那时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那天是几月几号、天气是晴是雨、报纸上是些什么消息,这些极为琐碎的事都非回想出来不可。一想就想个三四小时毫不为奇。非常热中于搜集以往幸福记忆的片断。
我好几次,要是自己知道是患了什么重病就好了。要是不治之疾最好。我想要是到了医院从医生那儿得知没多久可活了的话,会如何地松了一口气呀。
我梦想着在外面走的时候,急驶的卡车把自己给辗过的话就好了;并想着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会不会有趁我不在家时侵入的杀人魔,在我准备进门的时候把我给勒死。
我渴望着肉体的苦痛。觉得要是有肉体的苦痛,或许精神的苦痛可以得到解放。
为了有这样的效果,我在房里,不知喝了多少杯便宜货的威士忌。等着身体不舒服,但在那种时候偏偏就是不会醉,只是有轻微的头痛,更加提醒了我的空虚。然后只剩下悲伤和铅重的疲惫感,要随比喝酒前加倍的苦痛。
但是我还是活着。尽可能以还不到废人的程度活着。每个礼拜六还是定期到目黑的公寓,然后见到信太郎,接誊写的原稿。
誊写的工作像机械般地持续,但是有点停滞不前。也有过没有完成该誊写的份量就到目黑去的例子。
但是信太郎没有抱怨。因为他自己也是无心工作,递给我的原稿数目越来越少。
我没有在公寓碰到过雏子。和信太郎见面,不细怎么也玩不起来,但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每周六到外面吃饭。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饭后不再去喝酒,也不再去兜风,而且在很普通的餐厅吃简单的晚餐。喝完咖啡后,信太郎会一语不发,像是已经决定好的模式一样,拿起放在桌上的车子的钥匙。那就是要回去的暗示。
我只顾着看他什么时候会拿起钥匙。今天会比平常晚个十五分钟吗?今天好像着急些什么,恐怕会早一点回去吧。光想着这些,也无心交谈。或许是因为这样,我记得那时很讨厌信太郎用的那个钥匙圈。
那是黑色的皮制、小马蹄型的钥匙圈。中间有银刻的字母,是代表片濑的字母。但不正也是代表着大久保的吗?我好几次这样无聊地想,可以说是到半发疯状态。
拿着钥匙的信太郎付完账就直接送我回家,但他绝不上楼来,我也不邀他。所以他干脆也不关引擎,只是踩着煞车,轻轻亲我的脸说:“小布,晚安。下礼拜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要说什么才能免去这种难过的感觉。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只不过是维持我仅有的自尊,不去恋恋不舍地送他的车子离去,而是马上飞奔上楼。
但是即使我将身体隐藏起来,我的耳朵却固执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像是轮胎摩擦路面的声音,没多久信太郎的车子渐行惭远。
然后我会再奔到外面,路上还残留着信太郎车子排出的白烟的味道。只看到远走的车子小小的红色照后灯。
在下面街角车子因为要向右转,所以先得停下来,亮右转灯。在寒冷冬夜的空气中,只有闪着的右转灯和红色的照后灯鲜明地浮现。没一会,车子就消失不见了,只留下我在可怕的孤独中。
我就是那样地过完了一九七一年。我记得一直留在东京到十二月三十号,然后在那天夜里回仙台。
我无法告诉双亲自己没有在写论文,更无法告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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