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落花落叶

    回顾之二，汪精卫的一首词。

    动身的前夕，陈公博在他的新欢穆小姐的香闺中，为何炳贤饯行；陪客都是跟汪精卫接近，而态度与陈公博相同的朋友。这顿饭倒也并非只是寻常送往迎来的酬酢，有的有意见托何炳贤转达；有的有信件托带，所以席间的话题，不脱汪精卫夫妇，以及眼前围绕在他们夫妇左右的人。”汪先生组府的班子，说汪家班倒不如说陈家班还来得贴切些，但就是陈家班亦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同意汪夫人的做法。像她的弟媳妇——。”

    此人所谈的是陈璧君的弟妇，也就是陈春圃的妻子，本来家住澳门；由于不愿跟陈春圃到上海，夫妇之间，大起勃谿，最后竟至要闹离婚。

    陈春圃与他的妻子，感情本来很好；儿女亦不愿父母比离，苦苦相劝。民族大义，儿女私情，未尝不震撼陈春圃的心地；无奈有陈璧君在，不能不舍弃而随姊夫；很美满的一个家庭，就这样破裂了。

    但有位言先生却多少替陈璧君辩护，他说，有革命历史，历居高位的毕竟是汪精卫，不是陈璧君，衡诸修齐治平的道理，汪精卫若连妇人干政的害处都不明白，根本就不够资格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事实上在家庭之中，汪精卫真的要发了脾气，陈璧君亦总是退让的。所以这一次”组府”虽说出于陈璧君的主持，何尝不是汪精卫内心所默许？真有愧他的”舅嫂”多多。

    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有根据，这个客人除了引用舟夜那首七律以外，另外又抄出汪精卫的一首词，传观座中。

    这首词是汪精卫从重庆到河内不久所作；词牌叫作忆旧游，咏的是”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矣，一往凄清，犹作流连意；奈惊飚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槭槭萧萧里，要沧桑变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东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蛩夜月，愁秣陵。

    大家仔细一看，果不其然，一开头”护林心事”使用的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典故；此外”东流”、”惊飚”、”青萍”无一不是咏落花，与”落叶”何干？

    言先生又指出：“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落叶随波逐流，本应入于汪洋大海；居然复归原处，但时序已由春入秋，于是”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虚写落叶，接一句”同诉飘零”则落花竟与落叶在秋水中合流了。这种词境，从古至今所无，只存在于汪精卫心目中；奇极新极，而千钧笔力，转折无痕，就词论词，当然值得喝一声彩。

    下半阕仍旧是落花与落叶合咏；细细看去，是落花招邀落叶同游。词中最微妙之处，在画一条春与秋的界限；菊与兰并无落叶，则落叶必是”春荣”的花木，与落花同根一树，本是夙昔俦侣。至于”菊芳兰秀”暗指孤芳自赏，亦言崖岸自高；更是”落花”提醒”落叶”：今昔异时，荣枯判然。

    “天心摇落”之秋，非我辈当今之时，合该沦落。这是警告，但也不妨说是挑拨。

    以下”槭槭萧萧里，要沧桑变了，秋始无声”之句写的秋声，可从两方面来看，就大处言：前方将士的厮杀呐喊，后方难民的穷极吁天，在在皆是秋声。除非”沧桑变了，秋始无声”；若问沧桑如何变法？则是另外创造一个春天。

    就小处言，由秋入冬，沧桑人变；落叶作薪，供炊取暖，自然就没有”槭槭萧萧”的秋声了。

    这沧桑之变，便是汪精卫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就小处言，是沧桑变我；就大处言，不妨我变沧桑，何舍何取，不待智者后知。不过汪精卫心里是这么想，但刚到河内时，前途茫茫，还不敢作何豪语；只好以”落花”自拟，这样劝告”落叶”：此时此地，你只有被牺牲的分儿！不如趁早辞枝，随我东下；至少还可以沾染我的一点香气。

    “东下到何处？自然是南京。结语动这以离黍之思，恰是无可奈何之语。”言先生问道，”各位看我这首笺词如何？”

    在满座无声中，有个甫来自重庆的汪系人物，夷然若失地说：“原来汪先生把我们比作落叶，这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我觉得汪先生自拟为落红，才真是匪夷所思。”另有个人说：“轻薄桃花逐水流，何自轻自贱如此？”

    “此亦不得不然！既然把蒋先生比作傲霜枝、王者香，就不能不自拟为桃李。只是似得落红东去，只有遗臭，何有余馨？”陈公博大为摇头：“汪先生一生自视太高自信太过，真正害了他！”

    “足下既然看汪先生如此之深刻，何以每一次汪先生有所行动，总有你参加？”有个陈公博的好朋友，而不算汪系的客人，这样率真地问。

    “唉！”陈公博痛苦地说：“莫知其然而然！”

    他喝了口酒，眉宇间显得困惑万分；座客知道他正在回忆往事，都不愿打扰他，静悄悄地衔杯等待他作下一步的陈述。

    “扩大会议失败以后，我到欧洲去住了半年；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的召集，我就没有过问。到了9月里，我有一个打算，想试试进行党的团结。坐船回来，经过锡兰界伦堡，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我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这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

    “团结亦不容易。众议纷纭、从何做起。”

    “从自己做起。”陈公博接口说道：“从二十年年底回南京以后，我对实际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不是没有批评、没有意见；只觉得多一种意见，就多一种纠纷。再说，我要想想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也要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绝对的好，不必说；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说。我只有一心愿：党万万不可分裂；蒋先生跟汪先生千万要合作到底！唉，到底又分裂了。”

    “这一次的责任——。”有人含蓄地没有再说下去。

    陈公博此时亦不愿先分辨责任；管自己说下去：“求党的团结，不但在我实业部4年如此；离开实业部仍然如此。我记得实业部卸任以后，张岳军先生承蒋先生之命来征求我同意，出使意大利，我坚辞不就。为什么呢？老母在堂，不忍远游，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汪先生出国治疗，我再奉使远方，一定会有谣言发生。党内一有谣言，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常理可度，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离南京，一直到八一三为止。”

    “不过，”有人笑道：“星期五夜车到上海；星期天夜车回南京，是照例公事”

    陈公博笑而不答；然后脸色又转为严肃，”去年在汉口，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有一天立夫跟辞修到德明饭店来看我；辞修很率直，他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着回答：在民国廿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廿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同意我的话。就是那两分责任，现在回想，也有点不可思议。”

    “请举例以明之。”

    陈公博沉思了好一会才开口：“我无意指出谁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每次纠纷，我都不是居于发动的地位；而每一次都变成首要分子，仿佛魏延，生来就有反骨。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变，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口；因为当时我确实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心想国府和总司令部同时迁到汉口，这样的声势，何难将共产镇压下去？哪里知道，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

    “那么，扩大会议呢？”

    “我在革命评论停刊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汪夫人一再催我回国，结果搞出张向华跟桂系合作的张桂军事件和扩大会议。”陈公博皱眉摇头，

    “实在不可思议。”

    “可是，”有人提醒他说：“这一次汪夫人劝驾的意思亦很切。”

    “我决不会去！所以请炳贤兄代表。”

    “其实，我亦可以不去。”何炳贤说：“刚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词，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说尽了吗？”

    “未也！”言先生接口说道：“我刚才还没有讲完；最近，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词改过了。上半阕改了两个字；下半阕改了结尾三句。”

    “怎么改法？”陈公博急急问道：“快说！快说！”

    “前半阕中犹作留连意，改为无限留连意；下半阕结尾三句：只极目烟芜，寒蛩夜月，愁秣陵，改为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听言先生念完，座客脸上都似罩了一层严霜；最后是陈公博打破了沉默。

    “看起来，汪先生一定要组府了！此刻我们不尽最后的努力，将来会懊悔。”

    “这最后的努力是什么？”

    “分两部分。”陈公博说：“炳贤兄，请你无论如何要阻止汪先生组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

    “恐怕很难。”何炳贤愁眉苦脸地。

    “不但难，”有人提出警告，”也许会被汪夫人硬拖住，岁暮天寒、冰霜追逐。”

    “这你请放心。”何炳贤显得很有把握地，”别说岁暮天寒，那怕春暖花开也没有用。落叶是落叶，落花是落花；萧条异代不同时，凑不到一起的。”

    何炳贤随身带着许多来自大后方各地，对汪精卫的批评，口诛笔伐，严于斧钺；但在”公馆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静气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党办的刊物，叫做国论周刊，因为是友党，认为持论比较客观，其中有一评论汪精卫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视；说汪精卫是十足地道的旧式文人，凡是中国旧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卫都有。

    这些毛病中，最常见的是每每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无端，忧喜无常。大庭广众之间，尽管大家一团高兴，而他可以忽然忧从中来，不胜其飘零沦落之感。同时旧式文人照例有一种夸大狂，尽管所见所知，平常得很，但总自诩为有什么独得之秘，因此目无余子，可以把别人特别缩小，而把自己特别放大。气量又狭小，稍不如意，即不胜起悻悻之态。

    说得最深刻的是，旧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却又最喜欢搞政治，因为中国过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旧式文人的胃口。中国文学缺乏逻辑，所以旧式文人便只有感想，有慷慨、有冲劲，却不长于思考；感觉敏锐，却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适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卫偏偏无自知之明。

    许多人觉得这是切中汪精卫病根的话，但没有个人敢跟他说；当然也不会拿这篇文章给他看。但因为有这些评论，以及顾孟余不闻不问，陈公博坚决反对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决定在干部会议中保持沉默，仔细观望。

    到会的干部，济济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卫的态度很平静，只说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来发起和平运动；对应该不应该”组府”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等他说完，周佛海一马当先，主张”组府”首先表示，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当不避嫌疑、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他说重庆亦未尝没有人主张和平；而且这种人还不少，不过，他们不敢有所主张，是因为心里存着一种疑惧，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条件，重庆方面疑虑尽释，响应和平运动的人，将会风起云涌。

    最后便提到现实问题了。这么多人从重庆出来，赤手空拳发起和平运动，如果不组织”政权”怎么办？周佛海只说安全没有保障；实际上人人都明白，偏独安全，连生活都成问题。总不能说老由日本人接济；那一来更坐实了汉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汉奸”

    其中确确实实也有怀抱天真的想法，为汪精卫的”理想”所感动，不顾”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来从事和平运动的；此时将周佛海的话仔细体味了一下，不由得大为泄气——事实俱在，搞”和平运动”已变成一种职业；”组府”不过是找个啖饭之地，这跟落草为寇，有什么两样？

    在何炳贤，也发现了一个事先应该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极现实的大问题：要人家停止”组府”可以；”善后问题”不是起陈公博一句”我来设法补救”可以解决的。也许来自重庆及其他内地的人，还可以”归队”；在沦陷区就地招兵买马这件事怎么说？如果中止”组府”由兴亚院拨来的”盐余”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阵阵嗷鸿苦，说与哀蝉傥未谙”；光只眼前，纵有”落叶”作薪，奈何无米为炊；汪精卫总不能与”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话虽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何炳贤强调陈公博”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以为在抵抗外敌侵略时，国内决不能有分裂的现象；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的”汪先生”只发表国是主张就尽够了，决不应该进一步从事于可为举国所误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辩才也很来得，而且学过唯物辩证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逻辑，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对方逻辑的圈套，往往越说越拧，全是对方的理。

    所以何炳贤唇枪舌剑，奋勇进攻，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一场无结果而散——所谓”干部会议”只是一次周佛海与何炳贤的辩论会而已。

    铩羽而归的何炳贤，大为丧气；陈公博反倒保持着几分乐观，他安慰何炳贤说：“不要紧！如果我什么都不参加，我想汪先生还不致于一意孤行。”哪知道，上海传来的消息，证明陈公博的想法完全错了。首先是汪精卫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筑路”的沪西愚园路1136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长，贵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当过大夏大学校长，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宁，是上海滩上一大艳闻；愚园路的华厦，便是藏娇的金屋；汪精卫假此作公馆，是由大夏校长傅式说居间而借住，还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强加征用，是一个谜。

    传来的第二个消息，更使得陈公博忧心忡忡，汪精卫终于在5月的最后一天，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陆军的专机，飞到了横须贺军用机场，再改坐汽车，直驶东京。除了已正式担任日本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络人，并正式在上海组织了”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及犬养健以外，还有日本驻华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记，表明这一次汪精卫的东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请。重庆的中央日报发表了第一起谴责汪精卫的文章，说他的行为，与敌机空袭时，在地面施放信号无异。

    汪精卫自己的随员，一共5个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一到东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财阀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别墅；唯独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为由，让他一个人住在与”古河矿山”企业有关系的制铁商大谷米太郎的家；这种明显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脱离汪系的决心。

    其实，这时候日本的政治气候是很清楚的。继近卫而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领袖，一直在想执政，但为曾留法10年，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园寺公爵所抑制；直到这一次军部要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方始脱颖而出。

    平沼的政治资本是陆军的统制派，其中牵线的是统制派巨头小矶国昭，七七事变发生后，正任朝鲜军司令官的小矶国昭，力主扩大；以后陆军推出设置”兴亚院”的计划，本来预定由小矶去主持；近卫一看不妙，抢先发表指挥金山卫登陆的皇道派要员，柳川平助中将为兴亚院总务长官，藉以阻止陆军推荐小矶。但平沼组阁，小矶一跃而为拓务大臣，成了兴亚院的主管机关。

    至于蝉联陆相的板垣，受制于次官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被逐出参谋本部，在关东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七七事变”不扩大派”的多田骏孤掌难鸣。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汪精卫仍不肯知难而退；但事实上是骑虎难下。

    未与官方接触以前，首先要”拜码头”汪精卫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深，但有个人不能不拜访，那就是国父的老友头山满。

    头山满出生于福冈藩士家。明治维新后，属于所谓”不平的士族”萨摩系的领袖西乡隆盛，为了转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导”征韩论”；但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所反对，因而引起”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兵败切腹自杀。不平的士族越发不平，要求开设国会，让民众亦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运动早在”西南战争”以前便已流行，倡导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7年首创”爱国公党”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个民主政党。

    不久，”爱国公党”在党政者的压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县另创”立志社”；一时民间政治社团，风起云涌，由土佐流行至各地；头山满与其冈浩太郎所组合的是”向阳社”后来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导民权；后来渐渐变质，成为一个极右派的组织，主张对韩国及中国扩张；主要的原因是，国会开设以后，玄洋社获得了北九州的煤矿经营权——民权与特权是极不相容的；玄洋社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便不能不与军阀勾结。同时煤与铁是不可分的，炼钢事业发达，煤矿才能大量开采，煤价亦可提高；而炼钢事业要发达，就必须多造枪炮；枪炮要有出路，便只有发动侵略，制造战争。大仓喜八郎的八幡制铁所，恰是北九州工业的重镇；它也正就是头山满与大仓喜八郎合作的结晶。

    日本人向来喜欢推行”两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间亦然。头山与大仓的”国民外交”殊途而同归于”大陆政策”大仓联络盛宣怀，头山则结交革命志士。但他不肯出面，因为一则由倡导民权而把持特权，自觉无颜见人；二则他必须隐瞒与大仓的关系，亦就是掩护大仓在中国的工作。如果盛宣怀知道大仓喜八郎的伙伴头山满是革命党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打交道了。

    但头山满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因此对汪精卫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会谈，除了获得了一句”继承近卫内阁的精神、予以协助”的空头保证以外，亦别无收获。

    原来日本对汪精卫的基本态度，已经在”五相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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