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法师大施无畏悲悯有情

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大悲法师在这次活动中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体现了新中国高僧的风范。当代表团回到北京，国家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与代表团成员亲切握手，祝贺大悲法师一行顺利圆满地完成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这次出访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大悲法师静有一段“静坐迎国宾”的佳话。1956年，全国都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集”牵连者甚众。那年5月，灵隐寺方丈大悲法师接到由中央政务院电示省有关部门的一则通知：“请大悲法师立即进京，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在胡风集团案那样的背景之下，突然接到这么一则通知，确实令人摸不清南北。大悲法师想：难道让我去北京接受审查？误会深深，一时不肯动身。经再三解释，他才将信将疑地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他当时兼任北京广济寺的住持，故一到北京就住到了广济寺。身在广济寺，心却忐忑不安，手持念珠，口念弥陀，脑子里转着想法：到底是什么事，要让自己火速进京？

    原来，东南亚某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因了该国信奉佛教，故提出来欲参观一个寺院。要求不高，但这关系到一国佛教界的声望与地位，更是两国之间友谊长存的一个纽带。周总理不敢马虎，特请大悲法师进京，担此重任。

    地点就安在北京广济寺。大悲法师依照佛教的规矩作了隆重的安排：广济寺山门大开，众僧在山门外列队迎接，一时间钟鼓齐鸣，大殿内香烛齐燃。

    代表团一行数人马上就要到达山门了，可是大悲法师没有亲自出来迎接，却在座堂里静坐相等。这可急坏了众人，该代表团是贵宾呀，周总理亲自打的招呼，岂可轻怠之？然又不好意思去把大悲法师拉起来，到山门外去迎接。转眼间，代表团来了，在寺中执事的陪同下，来到了佛座跟前。大悲法师这才从座堂上下来，将代表团成员一一扶起来，然后笑微微地引导他们到客堂喝茶相叙。大悲法师毕生禅、教并持，对佛学与佛门仪制造诣高深，他与众贵宾侃侃而谈，众贵宾无不被他渊博的佛学知识所打动而深深钦佩。

    这边厢，大悲法师与众贵宾友好地交谈着，这边厢可吓坏了政务院的领导。这个代表团成员级别非凡，有总理、大法官等，身份不是一般的尊贵。而大悲法师却在座堂里静坐，不到山门外亲迎接，似有失新中国高僧的体统。这可如何向你交待？若被周总理知道了，该如何向他解释？正急得手足无措时，大悲法师陪着代表团成员们出来了，且边走边谈笑风生，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之融洽。

    代表团回国前夕，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征询意见时，他们对大悲法师竖起了大拇指，觉得他是一位真正懂佛学的大和尚！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代表团成员故意说好话？不是，佛教规矩非教外人所能明白。其实，大悲法师对这些国家非常了解，他们国家的佛教历史非常悠久，佛教制度十分完善，与我国的寺院有所不同。他们的寺院规矩森严，设有僧王，寺院里只有住持可称和尚，其他僧人均称比丘。一寺方丈就是该寺里所代表的僧宝，非常神圣的，轻易不会出迎。前来朝拜的人，向僧宝跪拜，即是向释迦牟尼跪拜，而释迦牟尼是绝对不会出门迎接什么人的。大悲法师懂得这些国家的一整套佛教制度与规仪，所以“入乡随俗”他就在座堂里静坐以待，他得符合佛教教规，这非但没有失了身份，反而让他们觉得，他是个真正懂佛教法的大和尚，敬仰之心顿生。

    周总理于百忙中亲自接见了大悲法师，称赞并祝贺他成功地接待了外国贵宾。两个月以后，大悲法师回到了灵隐寺。仍旧过着他一向来“禅诗禅画不离身”的生活。

    建国以后，大悲法师先后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政协一、二、三届常务委员和及一、二、三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期间曾一度受到冲击，可他身处逆境，仍不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仰之心，坚持爱国爱教活动。1971年2月1日于上海圆寂，世寿八十一，法腊六十。大悲法师示寂时仍然蒙着冤屈。拨乱反正之后，有关部门为大悲法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并为他补开了追悼会。

    而这一切，对大悲法师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他心本平，故无平可反；他心似雪，故无雪可昭。记得他画过一幅画，两山岩壑之间，横一江，波涛汹涌。涛头飞一舟，舟上有一僧，袒露胸臂，神情怡然。幅角有一诗题着：

    风闻悲愿驾慈航，毕竟慈航事渺茫。

    今日始知莲境妙，飘然无碍到西方。

    相信，大悲法师在西方的净土里，自在无碍。